随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愈发得到重视，科技人才竞争力也成为区域竞争力的核心体现之一。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下科技人才竞争力的提升为主要切入点，首先探究了经济、产业、市场、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6种类型区域一体化对科技人才的本体竞争力、环境竞争力和产出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2010—2018年长三角41城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探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城市的区域一体化对科技人才竞争力作用机制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长三角地区一体化主要形式为市场一体化，创新驱动城市和效率驱动城市一体化主要形式分别是市场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可以吸引高水平科技人才集聚，促进科技人才在产业和地区间充分流动，从数量、质量和结构等方面提高科技人才本体竞争力；区域一体化可以优化便利和舒适的生活环境，提高科技人员收入，并提供设施完备工作环境，从生态、生活和工作等方面提高科技人才环境竞争力；区域一体化促进经济和科技要素流动，消除“诸侯经济”，提高专利和经济的产出效率，从而提高科技人才产出竞争力；同创新驱动城市相比，效率驱动城市更注重通过科技人才生活水平的提升来促进科技人才总体数量的增加，但总体而言，效率驱动城市无论是专利产出能力还是经济产出能力均弱于创新驱动城市。基于上述结论，从加强生态绿色一体化、深化公共服务一体化以及注重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增强长三角科技人才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先进制造业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发展主要靠创新驱动，如何助力先进制造业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值得关注。以2013—2019年A股先进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战略差异度与先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对于战略差异度不同的先进制造业企业，其研发投入的确存在显著差异，随着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提升，其研发投入强度显著降低。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商业信用融资是战略差异度影响先进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的中介路径之一，即战略差异度会通过抑制先进制造业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规模来减少其研发投入。进一步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大的先进制造业企业中更为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调整战略差异度的衡量方法进行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论为中国先进制造业企业合理选择战略定位、推进技术创新提供经验证据，拓展了战略差异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路径研究，并从企业战略的视角佐证了商业信用融资对于先进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所需资金支持的重要性。先进制造业企业应充分考虑其偏离行业常规战略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特别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慎重确定适合其自身发展的创新战略。对于大多数先进制造业企业而言，在创新资源并不雄厚的情况下，实施跟随战略是比较明智的选择，盲目追求特立独行、实施异于行业常规的战略，反而可能不利于企业实现技术创新。企业也应注重优化自身信用状况，巩固其与供应商和客户等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以缓解战略定位差异所带来的融资约束，进而有利于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

知识共享、绿色创新作为塑造行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目标向可持续化方向转型起到重要作用。为研究知识共享、绿色创新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协同关系，通过扎根理论获取测量量表，梳理量表中不同层级因素间的关系结构，基于知识管理、协同创新和组织学习理论构建知识共享、绿色创新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协同互动的假设模型，通过调查问卷收集基于测量量表的实证数据，利用实证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和修正。结果表明：知识共享渠道、知识共享行为和知识共享环境正向促进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其中知识共享行为影响程度最大，即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更易受知识共享主体行为选择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制度创新正向促进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对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略大于绿色制度创新；绿色技术创新对知识共享渠道、绿色制度创新对知识共享环境、绿色技术创新/绿色制度创新对知识共享行为的3种路径均在促进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中具有中介效应，即推动绿色创新可进一步加强知识共享对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的间接影响，但影响程度小于知识共享的直接作用效应，起到基础性作用。应鼓励知识共享行为、建立正式知识共享制度、营造知识共享环境，通过推进知识共享共谋可持续发展蓝图；进行绿色创新技术发展和制度构建，通过绿色协同创新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研究结果可为基础设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管理实践的理论依据。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研发活动成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环节，厘清研发投入、创新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有利于从深层次理解区域科技创新转型的内在实质，为促进国家创新驱动转变提供参考。基于2012—2020年山东省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以及这种关系在山东省三大经济圈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呈滞后1期的相互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在响应强度和速度上更为显著，其中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分别为40.1%、39.8%；经济增长对创新绩效存在抑制作用，在胶东经济圈表现更明显，创新绩效会促进经济增长，在鲁南经济圈贡献度高达85.9%；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贡献度较低，胶东经济圈呈滞后1～2期的抑制作用，创新绩效对研发投入呈滞后1期的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响应强度和速度上更为显著，在鲁南经济圈贡献度高达80.4%。研究认为山东省整体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到创新绩效的转化能力不高；胶东经济圈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的转化效率较低；鲁南经济圈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三者之间缺乏更有效的良性互动。

深入探索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逼效应”还是“挤出效应”，对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资源型企业，基于合法性理论、声誉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外部压力视角下环境信息披露对资源型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信息披露可以显著提高资源型企业创新水平，且相比软披露，硬披露对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2）负面媒体监督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环境信息披露带来的企业声誉和融资优势，抑制资源型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其他类型媒体监督均不能对环境信息披露提高资源型企业创新水平的过程产生显著促进作用；3）政府监管和分析师关注均对环境信息披露与资源型企业创新水平之间的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分析师关注的资源型企业披露硬环境信息对其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资源型企业应选择性地多披露货币性硬环境信息，将环境信息披露作为绿色创新转型的重要一环；政府需进一步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引导企业采用统一的环境信息披露标准，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分析师关注的社会监督作用。

识别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描述不同职能中心的空间集聚特征，刻画沈阳市中心城区制造业郊区化扩散趋势，为沈阳市中心城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市空间组织营造提供参考。基于不同职能的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据的城市职能分类基准，采用ArcGIS10.7、GeoDa1.12和Crimestat3.3软件，运用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等方法，识别2020年城市多中心空间结构，测度不同功能类型设施的空间关联性，分析1998年、2008年和2020年制造业集聚特征。研究表明：1）2020年，城市空间结构表现为“多个中心、圈层放射”，通过“一主四副”的城市规划引导，大致形成了3个等级的城市中心体系，基本符合2011—2020年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除了主城区的集聚组团式的单中心之外，各个副城也都形成了各自的次级中心，符合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2）1998—2020年，制造业企业不断向城市外围地区迁移扩散，主要分布在西、南方向的三四环城市郊区，形成了铁西产业新城、永安新城等产业集聚区域，基本符合2011—2020年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3）沈阳市不同功能空间均呈现出西南—东北方向的延伸，不同功能类型之间存在明显的“中心—外围”的嵌套式城市功能体系。不同功能类型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相关性，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功能区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制造业集聚区域的城市功能比较单一，居住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设施存在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形成多种功能混合的综合服务中心。因此，需要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和优化产业布局，完善以城市核心生产功能为主的工业区的生活服务功能。

农村产业融合既是乡村产业振兴的根本途径，也是减缓“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是锻铸农村地区经济韧性的关键环节。采用熵权法测算中国31个省份2008—2020年的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在考虑空间因素与控制变量的前提条件下，基于空间条件β收敛模型对其收敛性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从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测度结果来看，全国层面的总体水平不高，仅完成了目标值的40%；区域层面上，水平增速呈现出“东—西—中”的递减趋势；省域层面上，同一区域内省份间差距小于不同区域的省份间差距。2）从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收敛性来看，我国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条件β收敛特征，且空间因素的纳入使得收敛周期缩短了约6 a；财政支农、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促进了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提高及高值收敛，而人力资本水平对其收敛具有抑制作用，且表现不明显。3）从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来看，空间上，三大区域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均存在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特征，且收敛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同样强于全国层面；时间上，2016—2020年收敛率高于2008—2015年，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作用方向与程度在前后两个时期均有明显差异。为此，提出以下建议：1）充分认识当前现实，继续完善顶层设计，科学引导农业现代化融合方向；2）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促进作用，改善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非均衡区域分布现状；3）重视“人才红利”优势，充分发挥人力资本对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提升及高值收敛的正向促进作用；4）树立全国“整盘蛋糕”的农村产业融合系统观念，实现全国农村产业融合均衡发展。

采用PMC模型构建和文本挖掘的方法，选取8项2016—2020年节水政策作为研究样本，在成熟PMC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包含10个一级变量和45个二级变量的充分体现节水政策特点的评估体系，采用文本挖掘的方式提取政策中的关键词，对由节水评估体系所形成的投入产出表进行赋值计算，根据PMC指数和曲面图发现政策优劣特点。通过对“十三五”这一距离当下最近的一个完整规划周期内具有代表性的节水政策所开展的评估，总结节水经验、实施进展与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下一阶段的节水工作提供指导，从而面对我国已经出现的水资源利用新局面。对样本政策的分析结果如下：8项政策的PMC指数平均值为7.3，整体优秀，单项政策中5项指数在7分以上为优秀，3项在6分以上为可接受，表明我国节水政策整体设计合理，但还存在政策效力不足、激励约束措施不丰富、节水客体有限、政策性质不足、视角单一、工具使用不平衡、区域特色体现不充分等问题。最后提出以下优化建议：多视角出发规划我国节水方案，提升政策质量；丰富激励与约束措施，综合考虑政府补贴、资金投入、技术支持、税收优惠等激励手段；鼓励更多力量参与节水工作；增添需求型政策工具，拉动节水产业发展；增强政策区域特色等。经过上述评估为“十三五”节水政策进行总结，为后续节水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作为动力转型和汽车工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高度重视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由于我国燃料电池汽车产业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示范运营状态。产业演化与变动趋势直接关乎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策略与政策设计，而产业的可预测性也是产业政策成功的重要保障。为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化进程、实现产业政策效用最大化，经过系统剖析产业机理，依据相关政策及文献，结合产业规划目标，构建了江苏省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系统动力学因果关系模型和存量流量模型，并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同时深入分析江苏省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发展演化趋势，针对不同情景进行仿真研究和政策分析，揭示了不同财政补贴政策情景对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现行政策下，难以实现2030年氢燃料电池汽车保有量及加氢站数量的预期目标；现阶段，氢燃料电池汽车的购车补贴对销售的影响不大，氢气价格的下降和加氢站数量的增加更能够推动氢燃料电池汽车规模化和产业化；与加氢站相比，油氢站成本更低，可以更好地改善加氢站运营负荷率，从而满足车辆的氢气需求。为加速产业发展、实现2030年目标，应继续加大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投入，调整补贴倾向；针对补贴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同时优化财政补贴资源分配，在政府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为促进产业健康发展，首先重点支持氢能源基础产业链建设，尤其是加氢站建设等积极性财政补贴政策，并可适当降低燃料电池汽车的购车补贴份额；为促进产业有序发展，建议前期加大示范应用购车投入，后期加大加氢站建设，特别是油氢站的建设。研究结论为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氢燃料电池汽车产业政策提供借鉴与参考。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大背景下，研究黄河流域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对于推动黄河流域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运用时空极差熵权法分别测算黄河流域2009—2019年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利用修正的耦合协调模型计算二者的协调发展度，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对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的区域差异进行测算与分解，并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研究其动态分布特征。结果显示：1）黄河流域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分别为0449和0.490，年均增长率为5.84%和7.1%，总体呈上升趋势，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取得一定进展，但工业绿色低碳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高质量发展；2）黄河流域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水平不高，均值水平为0.55，但在样本考察期内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3.2%，2019年达到0.629，由濒临失调阶段最终转向初级协调阶段，说明二者开始实现协调发展；3）黄河流域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非同步发展特征，耦合协调度均值水平表现为“下游领先、中游居中、上游落后”的空间分布特征，分别为0.59、0.561和0.529；4）黄河流域工业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空间差异总体表现为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二者协调度空间差异的最主要来源，其贡献率均值高达46.97%，其次是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均值为33.54%。据此提出打造区域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探索差异化政策和强化全流域协同合作发展等建议。

核算江苏省碳排放与碳吸收量，预测其未来碳平衡潜力，为推进我国“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战略目标及落实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从省级层面选取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建立碳平衡潜力预测指标体系，根据1996—2019年碳排放量核算数据，在碳排放影响因素LMDI分解的基础上，构建改进的STIRPAT模型并设置9大情景，分别预测2020—2060年江苏省碳排放量。同时引入灰色GM（1，1)模型预测江苏省未来生态碳吸收量，根据预测结果，分析其2004—2060年碳平衡变化趋势。结果显示：1)江苏省碳排放增长迅速，人口规模、人均收入及能源结构是主要增碳因素，能源强度及碳排放强度是重要抑碳因素，根据STIRPAT模型预测结果，可将9种情景按碳达峰量及碳达峰时间分为高碳-高增长、中碳-中增长及低碳-低增长三大组合，其中低碳—低增长组合的最优情景3可实现2029年最早碳达峰，峰值为33 003.86万tCO2，2060年碳排放将下降至24 274.19万tCO2；2)碳吸收量预测将缓慢增长，于2053年突破3 000万tCO2的吸收量，2060年碳吸收量将达3 095.584万tCO2；3)江苏省未来实现碳平衡将存在时间滞后危机，碳平衡缺口预测将在2029年达到30 286.03万tCO2峰值，2060年下降至21 178.60万tCO2，碳平衡压力指数将从2025年的最大值12.16下降至2060年的7.84，需承担较大减排压力。由此可知，江苏省生态吸碳能力有限，即使按最优情景3预测分析，未来实现碳平衡依然面临严重挑战。据此，从碳排放、碳吸收与碳平衡3个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即调整能源高碳结构，加强绿色科技创新，降低碳排放量；积极推进绿地化建设，保护自然环境系统，增强生碳吸收能力；协同发展绿色减排与技术固碳，缩小碳失衡缺口，减轻碳平衡压力等，助力实现我国2060碳中和。

为了深入剖析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变，揭示建设用地结构演变机制，明确建设用地合理配置路径，从而为我国东北三省制定城市规划和土地供应计划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本文依据《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首先将城市建设用地类型整理归并为R类用地(居住用地)、M类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工业用地)、C类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S类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其次利用信息熵和偏离-份额分析法，结合GIS空间分析，对东北三省34座城市的建设用地结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2002年以来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逐年增加，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4%，其中以C类、S类用地贡献最大，用地占比与2002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29%和5.51%。R类用地在4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中增幅最小,且呈不断下降趋势。2)M类、C类、S类用地的偏离分量对份额分量起到正向调整作用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促进了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合理化。2012年之后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变化较小，4类用地比例关系相对稳定。3)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交通水平、城市居住条件的改善对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变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4)合理的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可以提升城市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建设用地综合利用效率，有利于推动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为使我国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当因市施策，根据不同类型城市建设用地需求调整用地政策，应充分供应具有增长优势的用地类型，压缩严重过剩的用地类型并且盘活存量。

矿业城市的发展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与土地利用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问题。为了推动该类城市的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需要对矿业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展开研究，深入分析其变化驱动机制，从而为推进矿业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江西省贵溪市为例，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与景观格局指数对该市1990—2018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特征进行探索，在基于2010年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之上，运用CLUE-S模型模拟2030年贵溪市在3种发展情景下的土地利用格局，并对景观格局进行对比和剖析。研究表明：1）1990—2018年，贵溪市土地利用变化以耕地、林地转为工矿用地为主，耕地、林地面积分别减少了15.75 km²、32.18 km²，工矿用地增加了41.54 km²，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不大。2000—2010年，该市工矿用地扩张迅猛，面积由1.09 km²增长到25.01 km²。2）1990—2018年，贵溪市土地利用景观斑块数量增加了74个，斑块密度增加了0.03个/km²，景观形状指数增加了1 44，香侬多样性指数增加了0.08，景观格局整体呈现出破碎化、小型化发展趋势，各景观类型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其中耕地、林地、草地破碎化、复杂性增强，利用更加无序；水域、建设用地、工矿用地斑块结合度与聚集度均整体增加，呈现简单化集中连片式发展。3）自然发展、生态保护、快速发展3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均显示贵溪市的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城乡居民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面积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生态保护情景更加符合该市的城市规划和发展。4）贵溪市在未来发展规划中应明确不同用地的功能定位，注重用地结构的合理性，缓解用地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此外，还应建立、施行矿区复垦与分区开采制度，加速工矿用地的绿色发展，积极推动产业转型，这对于实现贵溪市生态环境与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打造“绿色铜都”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修复是一种追求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综合性恢复重建被破坏生态环境的方法。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去“谁污染，谁治理”的传统生态修复模式不但效率低下，而且经常达不到环境修复标准。为了推动生态修复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条件下，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各项生态修复实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聚焦生态保护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本文在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政府与生态破坏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深入研究政府制定的不同生态修复目标与生态修复产业市场化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和演变规律，探究影响生态修复产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并运用数据演化仿真分析验证该演化博弈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态修复目标的监管成本、专业生态修复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程度，以及生态修复目标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政府与生态破坏企业之间演化博弈模型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研究结论：1）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高标准的生态修复目标有效推动生态修复产业的市场化发展。2）政府选择简洁、明了的生态监管方式，聘请专业生态评估机构进行生态修复评估，能够有效降低生态监管成本、提高生态监管效率，有益于生态修复产业市场化的发展。3）专业生态修复企业应不断增强绿色创新能力，尽可能降低生态修复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以获得修复成果和期望收益的双赢，进而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高质量协调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废水作为“三废”之一就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污染治理压力。本文选取2003—2015年中国东部地区100座城市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带有不同平滑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半参变系数模型，基于STIRPAT模型框架，对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人均GDP的对数值为2.290 4时，人均GDP对工业废水排放的边际影响为-0.397 0，达到了U型曲线的最低点。2）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边际影响会随着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的增加显现出非线性，呈U型状态，即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人口密度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边际影响会随着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也显现出非线性，呈波动上升的U型状态，即先下降后小幅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3）当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的对数值为7.648 6时，第二产业占比对工业废水排放的边际影响为0.683 3；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对数值为5.315 5时，人口密度对工业废水排放的边际影响为-0.061 9，2个边际影响值均为曲线的最低点。研究结论：1）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对工业废水排放均具有促进作用；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对于工业废水排放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其边际影响均值前期为负，但随着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会呈现出由负变正的增大趋势。2）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每增加1%，将会通过第二产业占比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大约0.72%；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每增加1%，前期将会通过人口密度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降低大约0.013%，但后期会随着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同样通过人口密度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逐渐增加。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密度最大、最活跃的流域经济带，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加剧，水资源消耗与水环境污染问题日渐凸显，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整体偏低。本文以省、直辖市空间尺度为基础，依据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相关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该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展开测度，并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水利建设投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水平普遍较低，多数省、直辖市尚未达到有效水平。从时序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各省、直辖市之间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特征。从空间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大致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多数省、直辖市水资源绿色效率正逐步向中等效率水平过渡。2）水利建设投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对本省、直辖市水资源绿色效率促进作用明显，但对周边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城镇化水平、水资源禀赋、污染程度对水资源绿色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知识水平对水资源绿色效率无明显影响作用。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水利建设投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不断提升水资源绿色效率，各级政府应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开展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管理，努力缩小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省际差距，进而推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为了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绿色创新体系，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优化绿色创新制度环境的相关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积极推动全社会绿色创新发展。在此时代背景下，探究政府补贴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长效驱动实现机制，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了厘清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6—2020年我国864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能力-行动”模型，将企业ESG表现纳入政府补贴和绿色创新的分析框架之中，从企业ESG表现视角探究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2)政府补贴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激励企业关注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绩效；3)企业ESG表现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贴能够通过企业ESG表现中的环境责任表现和公司治理绩效表现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但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未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低ESG表现水平相比，高ESG表现水平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相对得到增强，因而政府要助力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就必须善用、巧用补贴发放等激励手段，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适当加大补贴的力度和规模，引导、激励企业改善ESG表现，另一方面，还要严格监督落实企业的补贴使用情况，建立、健全补贴效果评价机制与ESG表现评估体系，根据企业ESG表现水平实行差异化的政府补贴政策，切实提高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兼顾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国家、地区绿色经济综合竞争能力。本文利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测算国家“环境统计报表制度”中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探究产业集聚、城市集聚及其耦合机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以解决三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集聚对江浙沪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2）城市集聚对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3）产业集聚与城市集聚的耦合机制对江淮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负向影响作用。研究结论：1）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城市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2）从耦合效应来看，产业集聚与城市集聚的耦合机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3）从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内在路径来看，产业集聚主要通过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4）从产业异质性来看，清洁型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污染型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点；城市集聚对清洁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对污染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5）从城市群异质性来看，产业集聚、城市集聚及其耦合机制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较大。

在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创新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特征，政府支持是高技术产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由于以往研究对于政府支持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存在争议，且缺乏相关的地区差异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首先利用DEA模型测算出2009—2020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其次，通过选取混合固定效应空间滞后模型开展了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并采用变量替换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区域开展了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作用的回归分析，以及对政府支持内部作用机制的考查。研究结果表明：1）2009—202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从0.511提升至0.611，呈现出逐步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高于全国均值，中西部地区相对偏低。依据莫兰指数检验显示，2009—202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权重矩阵下均表现出较强的正空间相关性。2）政府支持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经济效益、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均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面影响。3）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定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政府支持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信号作用，且与企业研发投入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为了充分发挥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政府必须根据高技术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合理的补贴区间，并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生态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政府支持政策。

在中国着力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获取环境保护、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三重红利”，已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在3种权重矩阵下比较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算出主要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是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每增加1%，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将提高0 065%；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表现最为显著，影响系数达到0 066。2）从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能够直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则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倒逼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3）在区域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在东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明显；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驱动作用则呈现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的发展趋势。我国各地区应努力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积极推动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型，并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和实施地区差异化政策，以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式的产业转移，这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东省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对能源消费的需求也随之迅猛增长。如何调整广东省能源消费结构，推动能源集约化、清洁化发展，努力降低碳排放已经成为广东省响应与实现中央“双碳”战略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从多角度分析广东省各行业能源消费的动态变化特征，探索能源消费网络中各行业之间的生态关系，有助于为广东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定差异化的节能降耗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本文通过收集广东省2007年、2012年、2017年经济投入产出表与能源消费清单，依托投入产出理论和生态网络分析法，构建投入产出-生态网络模型，定量分析与评价广东省社会经济系统中26个行业直接、间接的能源消耗和行业间的能源流动情况及其行业间的生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从直接能耗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S24)与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S13)是政策制定者特别需要关注的重点行业，而化学工业(S11)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12)等重工业造成的间接能耗同样不容忽视；2)建筑业(S23)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12)之间呈现出较强的关联性，能源消费系统共生指数小于1，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呈现出较强的控制与依赖关系，在鼓励产业转型的同时也应重视两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为了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广东省除了需要采取生产侧的节能降耗措施外，还应采取消费侧的节能降耗措施，如提高中间产品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等等，并可以尝试搭建多行业协作节能系统，推动节能降耗从单行业调控向多行业协同调控发展。

近年来全球政治与经济的不确定风险逐渐加大，不利于维护产业安全和稳定的“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抬头。为了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合作可否对冲“逆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入分析国际能源合作对参与各国、各地区能源安全产生的作用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本文以2000—2020年为观测期，尝试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框架之下，从能源合作产业链下游的能源贸易入手，运用Tobit模型和基础回归模型，从能源消费、能源生产2个维度出发，探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能源贸易合作对参与各国能源安全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且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能源贸易能够维护我国的能源消费安全和能源生产安全；2）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贸易总额能够通过降低合作能源消费国的能源使用成本，提高这些国家的能源消费安全水平；3）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贸易总额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能源生产国的经济增长，提高这些国家的能源生产安全水平；4）受地理位置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开展能源贸易合作产生的能源安全正向效应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与建议如下：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能源贸易合作对于推动参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能源安全、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共同繁荣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2）为了维护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安全，应当不断扩大、深化“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贸易多元化，并持续优化国际合作环境，为国际能源贸易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3）为了抵御外部各种不利因素对我国参与的国际能源贸易构成的安全威胁，应不断提升我国综合实力，以保障国际间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和顺畅；4）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参与各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应大力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国际合作，促进参与各国变革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大量的磷肥供给，从而造成在磷酸、磷肥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磷石膏，其长期堆存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危害。我国从2018年开始大力推动对磷石膏的资源化利用，制定、出台了多项鼓励性政策，但直到目前为止磷石膏的综合利用率仍然较低，其资源化利用市场还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本文基于我国磷石膏产生量底数不清的问题，采用产废系数法，以《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磷肥产量为基础，估算我国从1957—2019年磷石膏产量，并在对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安徽等省份开展实地调研与分析之后，选取磷石膏资源化利用综合表现较好的贵州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行物质流分析，绘制磷石膏资源化利用的物质代谢图谱。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方面来看，贵州省磷石膏资源化利用率逐年上升，利用处置率从2018年的58.80%提高到2020年的107.37%，这标志着贵州省已经开始消纳历史堆存的磷石膏固体废弃物；从资源化利用途径方面来看，贵州省2021年第一季度依靠井下填充、制酸及其他化学利用、制造建材、制造水泥缓凝剂，分别消纳磷石膏96.45万t、36.04万t、33.09万t、23.48万t，综合利用率达到55.02%，但利用途径基本还停留在初步发展阶段，具有产品附加值较低、无法实现大规模消纳等缺点。本文经过实地调查研究，探究磷石膏从产生到资源化全生命周期的物质代谢规律，揭示磷石膏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关于原材料、技术、产品、政策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从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角度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期望能够为我国磷石膏的精准管理和资源化利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循环经济、“无废城市”及双碳背景下其他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治理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借鉴。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标志着我国黄金行业也必须从过去只重视规模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注重质量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黄金行业的发展现状，探究黄金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代谢过程，本文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依据文献调研和统计数据，通过搭建黄金物质流框架，以2019年为例探讨我国黄金物质流的实现路径，对物质流中生产、加工制造、使用、废弃物管理4个阶段展开具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阶段向加工制造阶段流入精炼金1 015 t，金矿尾渣排放损耗黄金900 t。在此阶段，金矿资源的严重消耗与环境污染加剧问题对我国黄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加工制造阶段的进口纯金量为781 t，向使用阶段流入精炼金1 706 t，黄金损耗为90 t。2019年我国黄金供给对外依存度达到52.5%，显示出整体偏高的态势。3）在使用阶段，2019年我国黄金需求总量为1 641 t，其中黄金消费量为1 003 t，黄金消费以金饰为主，占该年黄金消费量的67.4%。4）在废弃物管理阶段，2019年我国回收黄金量为465 t，占该年黄金供应量的27%。研究结论：1）我国黄金生产以矿产金为主、有色冶炼副产金为辅，其中有色副产金占黄金总产量的比例从2000年的9%增长到2019年的16%，表明我国黄金产业的集约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2）我国对黄金资源需求量巨大，黄金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近些年我国工业领域的黄金消费量增长很快，未来随着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还会不断扩大对黄金资源的需求。3）回收黄金是我国黄金资源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黄金饰品的回收收益比工业回收高出很多，工业黄金回收工艺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历经数十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力剂，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为中国的资源利用和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权利与责任主体缺失，领导与管理主体重叠等弊端，造成了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权边界模糊、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依据产权理论，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指导，从阐述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入手，借助“制度变迁-问题探讨-路径优化”的研究框架，运用庇古税、科斯定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定性分析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变迁呈现出权属主体逐步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发展趋势；2）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同为制度市场，政府作为市场的维系者，应当合理利用权力划定市场边界、制定市场规则；3）制度绩效通常多与政府和市场的双方博弈相关，为了促进产权绩效提升，产权制度需要围绕“归属-权责-保护-流转-监管”5大环节进行全面优化，从而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整体闭环系统。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第一，应当明确产权权属，依托具有监管效力的分级委托代理制度来实现法律主体上的产权清晰；第二，应当厘清登记核算内容，搭建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管理平台，以精准把握“资产家底”，并利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力度、保障市场交易；第三，应当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效率，推动资产存量到资本增量的转变；第四，应当健全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全过程综合监管机制适当缩减政府权力清单，避免行政监管的垄断。

保护生态环境是保障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一环，引导居民践行绿色消费行为有助于缓解我国当前的自然资源压力，减少环境污染，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S-O-R（刺激-机体-反应）模型，以共情为中介变量、自然拟人化为调节变量，构建信息框架（亏损框架vs.获益框架）对绿色消费行为影响的概念模型，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信息框架对绿色消费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获益框架，亏损框架更能提升个体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共情在信息框架与绿色消费行为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319，且亏损框架下个体的共情程度更高；自然拟人化正向调节共情在信息框架对绿色消费行为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即自然拟人化程度越高，共情的中介作用越强，亏损框架（vs.获益框架）对个体共情和绿色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越强。研究结果丰富了绿色消费行为研究体系，为政府和企业有效开展绿色营销、引导个体践行绿色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

针对客户流失预测不准确、客户流失风险识别不及时等问题，结合企业知识流动热点数据的变化特征，建立石油资源零售客户流失优化模型。根据用户的购买行为特征，对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客户进行划分，收集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知识流动热点数据，分析不同的客户流失影响因素，设置目标变量、影响变量和输入变量，定义月流失率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客户流失类型确定和预测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客户流失量，得出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客户流失模型的输出结果。实例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获得更精准的客户流失预测结果，为成品油销售企业勘探企业开展客户维护工作提供参考。

为明晰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政府强制型和公众参与型两种，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环境规制的治污作用，并以技术创新和工业总产值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结果发现：1）中、东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比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更能起到抑制污染的作用；2）西部地区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且工业总产值的中介作用显著，要防止其成为东部污染产业转入的“避难所”；3）技术创新在两种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但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地区间具有学习效应。

基于2015—2020年相关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每增加1%，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将增加7.81%，政府创新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性质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而呈现显著差异性。该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是可靠的。引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一步验证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信号传递机制，有政府创新补贴的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比没有政府创新补贴的高16.83%，即企业获创新补贴会向外部传递支持信号，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获得社会关注和外部资源的支持。研究认为，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不仅应重视企业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更应该发挥企业创新补贴的信号传递功能，引导社会资源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汇聚。

湾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开放优势在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湾区制造业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引领湾区经济开放化和多元化的重要途径。采用区位熵方法测算了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集聚度，并通过SEM和SDM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工明晰，产业集聚特征明显。2）粤港澳大湾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在邻接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下影响系数分别为0.213和0.121；市场规模和技术创新对本地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063和0.316，促进了本地制造业发展；资本存量对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918。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群的优势，有利于为广东地区乃至整个泛珠三角产业均衡化发展提供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