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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第24卷 第3期 刊出日期:2022-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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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对标的我国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框架
    高原, 刘耕源, 陈操操, 等,
    2022, 24(3):  1-2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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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是人为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是国家推进碳减排的基本单元和重要载体。面对日益严峻的气候挑战,一方面,各城市间合作程度与对标意愿不够,大多各自设定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规则和制定相应的减缓政策;另一方面,不同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在核算边界、核算内容与重复计算、温室气体核算种类、核算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差异。上述问题增加了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结果分析的复杂性,不利于城市间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结果的比较研究。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框架,是了解和评估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基础。论文梳理了国内外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数据库和案例,研究内容涵盖国际城市温室气体核算标准对比与差异性分析,综述了基于3种不同的城市层面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视角(即基于行政区划边界的核算、基于跨界基础设施的核算和基于城市消费的核算)的应用研究,指出了国内现已公布城市或区域性温室气体核算指南存在的无法对标的核心,提出构建优先面向国内可对标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框架。研究提出的框架的范围1~3代表不同角度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同时又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情况。首先,强调了行政区划内范围1排放的不可或缺性和可比性;其次,对范围2和范围3排放的核算,是对与充分满足城市实际需求相匹配的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情况的具体补充。该框架解决了部分痛点问题,如核算边界应选取我国行政区划边界范围,应涵盖7种温室气体,包括范围1~3面向不同的核算排放主体;而针对当前各城市核算指南中部分排放源尚未涵盖或存在争议、实时动态数据获取难以及存在不确定性因素等问题,提出了相关思考和后续实现路径。以对标为目标的核算框架能够帮助决策管理者通过比较了解城市间隐含温室气体排放的流动情况,确定适宜的减排政策,同时从城市温室气体排放视角来考量、规划城市低碳转型路径,优化城市管理手段,促进城市间的交流合作。同时,该框架的有效实施也需要全社会、多行业、跨部门联动,政企民商通力合作,产学研深度融合。
    基于水足迹与SBM-Malmquist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研究
    王保乾, 李昕燃
    2022, 24(3):  21-31.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15
    摘要 ( )   PDF (1855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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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资源,一直处于被过度开发利用的状态。文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研究,首先基于水资源效率的内涵,引入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内涵进行补充,其次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时空特征,以此来探讨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方法。文章在蓝水足迹与灰水足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解法,选择工业从业人员(劳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资本)、蓝水足迹(自然资源)作为投入变量,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变量,将灰水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构建了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指标体系,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和区域的蓝水足迹具有波动性,灰水足迹呈下降趋势。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后,发现环境因素对纯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规模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的因素在各个省份、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技术进步。因此建议长江经济带的不同省份可以结合各自的产业特点,发挥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通过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结合等方式来提高规模效率、加强区域合作,通过投入产出要素的优化提高效益、减少水污染。
    水资源和水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绿色GDP核算及发展效率研究——以长三角为例
    孙付华, 蔡彬彬, 沈菊琴
    2022, 24(3):  32-4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6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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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工业经济因水而兴,但同时存在用水问题,水资源和水环境对经济发展约束长期存在。在“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的水资源管理理念指导下,注重水资源节约与水环境保护、促进区域绿色发展是突破工业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论文聚焦水资源和水环境对工业经济绿色发展的双重约束,探索在水资源与水环境约束下长三角地区工业绿色GDP及其发展效率变化趋势和地区差异,以此提出对策建议。论文以长三角3省1市为例,2006—2019年为样本,利用改进后的资源损失价值调整法核算工业绿色GDP,并以此为产出指标,并采用超效率SBM模型评价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整体工业绿色GDP占比逐年上升,耗减经济损失和降级经济损失呈下降趋势,水资源浪费和污染问题逐步改善;2)从时间趋势看,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与无约束下的发展效率差异逐渐缩小,从地域差异看,上海、江苏工业经济发展效率处于较高水平,浙江、安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水平始终低于有效状态,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的来说,长三角地区的工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依赖程度随时间推移不断减弱,但依旧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基于此,为降低资源耗费和环境成本,进一步减少工业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依赖性,提升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出如下建议:加快资源利用与环保技术创新,实现从源头上减少对水资源的消耗与浪费,降低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抑制水质下降;优化水资源定价模式,综合供需平衡、利用效率、循环利用率等因素,实施差别定价;建立水资源一体化综合管理机构,以强带弱,不断减少地方差距,全面实现联保共治。
    水资源税改革对缺水地区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
    田贵良, 高廷艳
    2022, 24(3):  43-5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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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资源费改税是国家以税收杠杆撬动水资源节约、推动可持续发展而出台的重要政策,自试点以来,水资源税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整体提高了用水效率,许多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重要结论。但另一个重要且尚未得到证实的问题是,工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的同时,也是水资源需求的主要部门,水资源税改革是否也提高了工业用水效率?为此,假设我国没有进行水资源税改革试点,采用GM(1,1)模型对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后的工业用水效率进行测算,通过比较测算值和统计值,分析水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考虑到影响工业用水效率的因素有很多,故选取水资源禀赋、科技进步、环境规制、用水结构、社会因素、工业发展规模作为影响因素,并对工业用水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水资源税改革有效地提高了工业用水效率,降低了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和企业在政策冲击下的“阵痛”期的过去,水资源税改革的政策效应会愈发明显。其中,影响工业用水效率最显著的因素是科技进步,这属于政府干预下的企业支出和财政支出。说明水资源税改革可以倒逼微观经济主体提高技术水平,从而提高工业用水效率,降低工业用水总量,缓解水资源短缺带来的压力。建议坚持节水优先,在现有基础上加大科技投入,推进节水设施和节水装置的普及程度,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在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下,完善水资源税改革机制体制,为水资源税改革全国推开提供参考。
    基于空间收敛视角的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演变特征研究
    侯震梅, 张鹏彦, 周勇
    2022, 24(3):  53-6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60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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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时期发展理念的重大战略部署之一,对于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基于2000—2018年新疆85个县域面板数据,借助广义空间Barro & Sala-i-Martin模型,从经济收敛视角对新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演变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南北疆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县域间的差异是造成新疆总体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2)县域经济增长呈现条件β收敛性,但收敛速度在减缓,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突出;3)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和城镇化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收敛产生积极的作用,提高县域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和城镇化水平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4)人口增长率和储蓄率水平对县域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南疆四地州偏高的人口增长率对拉大南北疆间经济差距具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建议:1)着力发展南疆四地州现代农业,提高南疆四地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2)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提升城镇化质量,发挥城镇化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支撑作用;3)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4)保持南疆四地州适度的人口增长率;5)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拓展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渠道。
    基于Oaxaca-Blinder分解法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分析#br#
    陈昕, 刘媛华, 石翠翠
    2022, 24(3):  63-7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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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践工作的热点。论文基于2005—2018年上海市和安徽省的省级面板数据探究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原因。首先通过随机森林法筛选出除环境变量外的其他重要影响因素,再通过经典门槛回归模型找到环境规制水平的分界点,然后根据该分界点将样本划分为两阶段,最后基于Oaxaca-Blinder分解法讨论不同环境规制阶段下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1)环境信访数为35 217件是划分环境规制水平的分界点,且安徽省和上海市目前均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前半段,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起着主导作用;2)在单个变量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中,人力资本和信息化水平分别在低水平子样本和全样本中成为经济发展差异的最主要原因,其特征回报差异值分别是-3.161 3和0.092 6;3)在总体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中,特征回报差异在全样本中的贡献比例增加了15.28%,说明在整体水平下,安徽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歧视”程度更加显著。基于以上结论,建议国家和政府在完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相关政策的同时,还应给予青少年创新环境与创新资源、适当调整各地财政支出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这不仅有助于了解不同环境规制情况下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也能从各个角度为实现地区经济发展平衡提供方向。
    碳排放视域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马骏, 伍琳玲, 卢玉钦
    2022, 24(3):  71-8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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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发展是协调生态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碳排放的有效方式,绿色发展正逐渐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类发展的重点。我国经济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状态,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不断增强,而城市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绿色高效是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必由之路。文章采用超效率非期望SBM(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11省市绿色发展效率并探究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然后与未考虑碳排放的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对比分析,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评价绿色发展效率以及演化趋势和特征,并运用DEMATEL(decision making trai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technology)方法识别评价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流域碳排放量逐年递增,碳排放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在环境的约束下,下游的绿色发展效率值降幅明显;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上升态势,各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分布特征;从影响因素上看,产业结构、科研投入、对外开放、环境规制和植被覆盖率对碳排放视域下的绿色发展效率呈显著正向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水平低主要表现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物过度排放方面,其中环境问题主要是碳排放问题,正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提高绿色效率亟待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最后,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实现碳中和愿景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保证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更强有力的保护生态环境,更好的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省际用水效率动态演进及驱动因子时空非均衡性研究
    章恒全, 顾倩雯, 张陈俊
    2022, 24(3):  81-9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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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水资源存在空间分布不均、利用效率低下、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对各省用水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科学分析,可为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论文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9年我国30个省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的用水效率,采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从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区域两个层面描述其时序动态演进规律,通过空间可视化表达、空间自相关分析、冷热点分析,从空间分异性和空间关联性两个角度刻画其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其驱动因子的时空异质性以及因子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我国总体及东、中、西部地区的用水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用水效率高值区省份数量减少,低值区省份数量增加,省际效率差异经历了先扩大再缩小的演进特征;2)我国用水效率在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格局,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存在高—高和低—低的集聚特征,且这种相关性呈现出由强到弱再变强的“U型”演变特征,而且2004—2019年我国用水效率的空间分异性增强,两极化趋势明显,“东热西冷”,热点区范围先收敛后发散,冷点区范围先缩小后保持稳定;3)各驱动因子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具有显著差异,2004—2019年各影响因子的q值显著提高且数值差距缩小,主导因素趋于多元化,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始终是核心驱动因子。任意因子交互后,都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即两因子共同作用会增强其对用水效率空间分异的作用强度。
    环境信息披露、机构投资者与股价崩盘风险
    聂志萍, 王滢
    2022, 24(3):  94-10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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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我国越发重视企业对环境责任的承担,基于此,论文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非金融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深入探讨了环境信息披露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引入机构投资者这一外部治理属性,进一步补充了验证机构持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崩盘风险呈负相关,加强对环境信息的披露, 能够减少管理层隐瞒环境信息的可能性,缓解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有效地抑制了上市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风险。与此同时,机构投资者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了负向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我国机构投资者发展水平有限,大多追求短期投资收益,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他们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本和信息优势参与到公司治理中,也极有可能为了实现自身财富的最大化,与管理人员共同隐瞒或推迟环境信息的发布,加剧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从而引发未来股价暴跌或动荡的情况。也就是说,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提高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此外,国有企业由于受到政府调控和国家监管较多,更加关注其环境信息的披露情况,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也更为显著。因此,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其在经济运行中的引导作用,加强要求和监管力度,完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规范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上市公司也应加强内部管控,共同抑制股价崩盘风险,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
    湖北省交通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情景预测
    王利军, 庞雅倩, 陈梦冬
    2022, 24(3):  106-11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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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选取城镇化率、客货运周转量、人均GDP和能源强度4个指标反映湖北省人口、经济和技术水平对湖北省交通业碳排放的影响。首先对湖北省碳排放情况和人口城镇化比例及能源强度进行整体的分析,然后运用STIRPAT扩展模型对湖北省交通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数据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时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得到的结果不准确,故使用偏最小二乘法来消除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并使用留一法交叉验证得到的结果是否合理,最后对数据进行偏最小二乘法两次迭代映射分解得到碳排放量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系数。对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验证了结果的可靠性,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客货运周转量、人均GDP和能源强度4个指标均与交通业碳排放总量呈正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根据2000—2018年的湖北省交通业碳排放数据,使用情景分析法设定低、中、高3种碳排放情景对2030年碳排放量进行预测。首先计算出3种不同情景下不同解释变量的年平均增长率,然后将结果带入碳排放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公式中计算得出2019—2030年碳排放量的年平均增长率,由此得出2030年的碳排放量在低排放情景、基准情景和高排放情景下分别为1 081.772万t、1 131.407万t和1 176.507万t。分析显示人口因素和技术因素对交通业碳排放量影响最大,城镇化率的提高和能源消耗强度的增强会导致能源需求量和碳排放量大幅度增加,加大了城市交通运行压力。结合2030年前完成碳峰值的目标,将3种情景下湖北省交通业碳排放量预测结果与目标进行对比,显示均完成目标达到碳排放峰值。最后针对影响碳排放的相关因素提出相关节能减排建议,以期优化交通能源结构,实现低碳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补赔奖融合机制下流域干支流治污减排策略演化博弈分析
    杨耀红, 刘盈, 代静, 等
    2022, 24(3):  114-12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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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域是由干流和多个、多级支流组成的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为了解决流域水污染和水生态环境问题,需要干流和支流各地区的共同治理。然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上下游水污染治理机制的研究,对于干流与多个支流间治污协作机制的研究较少,因此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很难在全流域实施。论文为系统性解决流域跨界水污染问题,形成覆盖整个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机制,将上下游跨界水污染治理研究拓展到干流和两个支流,研究干流政府和两支流政府决策行为的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基于演化博弈模型,通过构建三方政府博弈收益矩阵并求解复制动态方程,探讨补偿赔偿奖励融合机制下三方政府策略选择的演化稳定路径,并讨论了博弈均衡点策略演化的稳定条件。基于数值仿真分析了污染转移系数、干流政府对支流政府的奖励以及初始治污意愿等参数对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支流政府之间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污染转移系数和初始治污意愿,某一支流污染转移系数越大,其他支流治理意愿越低,当污染转移系数超过某一临界值时,其他支流会选择不治理的策略,同时支流政府的初始治污意愿越高,其稳定于治理策略的速度越快,污染转移系数的临界值越大;2)干支流政府之间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干流政府对支流政府的补偿和奖励以及支流政府对干流政府的生态赔偿,干流政府对支流政府额外治污减排的奖励越多,越能激励支流政府治污减排。研究结论可为干流和多个支流间形成生态补偿、赔偿和奖励机制以达到治污减排目标提供参考。
    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肖煜, 陆雨杨
    2022, 24(3):  126-13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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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五”计划在原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创新、绿色在新发展理念中的重要地位。政府补贴,作为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动力。为探究不同产权性质调节下,政府补贴如何影响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以及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考虑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选取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2015—2019年高研发投入、低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106家国有与非国有产权性质的新能源企业,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解释变量为政府补贴,调节变量为产权性质,中介变量为研发投入强度,通过对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的研究,以检验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介效应,企业产权性质作为调节作用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新能源行业的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强度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且不同企业产权性质的新能源企业,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上述结论提出:1)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补贴是保证新能源企业生存以及促进其发展的直接激励方式,因此建议政府应在合理监管下持续对新能源企业提供有效财税和金融等政策补贴;2)由于部分新能源企业违规将政府补贴转移到非研发投入中,从而使得政府补贴失灵,因此在国家后续政策法规出台后需细化新能源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后的使用路径;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可获得的资源较少,市场风险抵御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在进行补贴激励时可以重点倾斜给非国有企业以促进其产出更高的创新绩效。
    基于CGE模型的生态补偿与宏观经济效应分析——以长三角为例
    娄文声, 田贵良
    2022, 24(3):  134-14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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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三角区域发展模式的长期摸索与实践中,如何协调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是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现有研究虽然在环境治理与生态补偿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在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生态治理的宏观经济效应等方面缺乏量化分析。论文在传统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的基础之上,将生态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经济系统,并将生态环境视为一个独立主体,着重强调生态系统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价值贡献,构建了考虑生态要素的绿色SAM(social accounting matrix)表和包含生态要素投入与生态系统账户的宏观CGE模型。论文选择长三角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长江三角洲的具体数据对生态价值核算价格体系进行修正,量化了长三角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此基础上通过社会核算矩阵收集研究主体的相关数据,并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以及居民消费福利水平的角度对不同水平的生态补偿会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增值税率、居民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企业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和政府对生态环境的转移支付率等4种情景,均能引致生态补偿量增加,但是在提高相同幅度的情形中不同措施产生的效果有较大差异,以同样提高30%的情况为例,政府对生态系统转移支付率对生态补偿水平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增长了10.01%;其次是企业对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率与居民对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率,增长率分别为2.77%与1.01%,而提高增值税率对生态补偿水平的提升效果最弱,增长率仅为077%。除此之外,相较于其他政策工具,提高增值税会对国内生产总值与居民福利水平产生比较明显的负面影响,当增值税提升30%时,GDP下降了0.002 5%,居民福利水平产生下降了0.002 7%。
    基于PSR模型的湖泊环境治理绩效评价及其应用
    杜晓荣, 刘远航
    2022, 24(3):  146-158.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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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1月4日印发了《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然而湖长制自推行以来,政策落实不到位且湖泊环境治理效果也不乐观。在此背景下,为进一步定量评价湖泊环境治理的绩效,论文在环境、经济、社会三维价值取向的指引下,基于PSR(pressure state response)模型,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维度构建湖泊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并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安徽省天长市高邮湖的环境治理绩效展开评价应用。评价结果显示:高邮湖环境治理绩效总体得分为0.529 8,环境治理绩效处于“警戒”状态;二级指标中的“污染物排放”“富营养化”“水质控制”的得分都只有0.3,环境治理绩效处于“较差”水平,这表明高邮湖环境治理中的短板就是污染物排放问题、富营养化问题和水质控制问题;三级指标中的“固体废物排放强度”“水土流失率”“人口密度”“人口城市化水平”“综合营养状态指数”“固体废物处理率”“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度”得分均低于0.5,进一步说明了高邮湖目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即高邮湖在长期周边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对于固体废物排放控制和处理不到位,导致水土流失面积较大,湖泊整体处于富营养化状态且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不达标。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从源头控制污染物和水土流失、重视富营养化问题、建立信息化管控平台、促进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强化湖泊环境绩效评价结果与问责运用、建立高邮湖各水域湖长统一管理体制等建议,以期提升高邮湖环境治理绩效。
    价值链视角下哈萨克斯坦农业发展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基于QCA方法的组态分析
    王岩阳, 汪晶晶
    2022, 24(3):  159-168.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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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业合作更加密切,但这种合作能否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农业投资领域的合理选择意义重大。论文从价值链视角出发,将农业价值链细分为生产链、物流链、信息链、营销链、创新链5条具有代表性的链条,以2019年哈萨克斯坦17个地州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对哈萨克斯坦农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产销互链是形成哈萨克斯坦高水平农业价值链的主要驱动因素,该国高水平农业价值链下存在的两种条件组态分别是“生产链*营销链*(~信息链)*(~创新链)”和“生产链*物流链*营销链*(~创新链)”;2)导致哈萨克斯坦低水平农业价值链的路径则分为落后产能制约型和非农产业导向型,其中落后产能制约型的条件组态包括“(~生产链)*(~物流链)*(~信息链)”和“(~生产链)*物流链*信息链*(~营销链)*创新链”两种条件组态,非农产业导向型的条件组态则是“生产链*物流链*信息链*营销链*创新链”。结果表明:生产链和营销链是哈萨克斯坦目前农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创新链是制约该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颈,物流链和信息链则具有发展潜力。针对以上结论提出应重点依托哈萨克斯坦部分地州市农业生产和营销方面的优势,积极发挥我国农业技术、信息技术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优势,持续深化中哈双方在农业全产业链上的互补性合作,在帮助哈方摆脱“农业转型困境”的同时实现合作共赢。
    逆全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矿产资源投资风险评价
    孙明浩, 廖秋敏
    2022, 24(3):  169-18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5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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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开发矿产资源有助于弥补国内矿产资源的供给不足,但是对沿线国家矿产资源投资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具有多种形式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在逆全球化趋势明显的今天。为深入研究逆全球化背景下沿线国家矿产资源投资风险,论文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环境风险、资源开采风险以及逆全球化风险五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矿产资源海外投资风险指标评价体系,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2009—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18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进行矿业投资风险评价,根据评价的结果采用GM(1,1)模型对2021—202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结果表明:1)资源开采风险、自然环境风险是矿业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而逆全球化风险也成为当前国际局势下进行矿业投资不可忽略的风险因素;2)处于中风险—低风险状态的国家,风险等级逐渐朝着低风险状态发展,处于高风险—中风险状态的国家,风险等级朝着中风险状态发展,沿线国家的风险等级整体是降低的,所评价国家的风险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整体是朝着降低的趋势发展;3)2021—2025年18个沿线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俄罗斯、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属于低风险投资国家;土耳其、印度、阿根廷、乌克兰、蒙古和印度尼西亚属于中风险投资国家;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菲律宾、吉尔吉斯坦和波兰属于高风险投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