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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24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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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与资产产权制度优化

田贵良, 梁 岚, 吴 正, 等

2022, 24(6):  1-1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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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历经数十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力剂，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为中国的资源利用和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权利与责任主体缺失，领导与管理主体重叠等弊端，造成了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权边界模糊、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依据产权理论，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指导，从阐述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入手，借助“制度变迁-问题探讨-路径优化”的研究框架，运用庇古税、科斯定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定性分析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变迁呈现出权属主体逐步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发展趋势；2）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同为制度市场，政府作为市场的维系者，应当合理利用权力划定市场边界、制定市场规则；3）制度绩效通常多与政府和市场的双方博弈相关，为了促进产权绩效提升，产权制度需要围绕“归属-权责-保护-流转-监管”5大环节进行全面优化，从而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整体闭环系统。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第一，应当明确产权权属，依托具有监管效力的分级委托代理制度来实现法律主体上的产权清晰；第二，应当厘清登记核算内容，搭建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管理平台，以精准把握“资产家底”，并利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力度、保障市场交易；第三，应当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效率，推动资产存量到资本增量的转变；第四，应当健全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全过程综合监管机制适当缩减政府权力清单，避免行政监管的垄断。

中国2019年黄金物质流分析

黄薇润, 周昕桐, 李金惠, 等

2022, 24(6):  14-22.  DOI: 10.13776/.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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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标志着我国黄金行业也必须从过去只重视规模速度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向注重质量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黄金行业的发展现状，探究黄金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代谢过程，本文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依据文献调研和统计数据，通过搭建黄金物质流框架，以2019年为例探讨我国黄金物质流的实现路径，对物质流中生产、加工制造、使用、废弃物管理4个阶段展开具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生产阶段向加工制造阶段流入精炼金1 015 t，金矿尾渣排放损耗黄金900 t。在此阶段，金矿资源的严重消耗与环境污染加剧问题对我国黄金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加工制造阶段的进口纯金量为781 t，向使用阶段流入精炼金1 706 t，黄金损耗为90 t。2019年我国黄金供给对外依存度达到52.5%，显示出整体偏高的态势。3）在使用阶段，2019年我国黄金需求总量为1 641 t，其中黄金消费量为1 003 t，黄金消费以金饰为主，占该年黄金消费量的67.4%。4）在废弃物管理阶段，2019年我国回收黄金量为465 t，占该年黄金供应量的27%。研究结论：1）我国黄金生产以矿产金为主、有色冶炼副产金为辅，其中有色副产金占黄金总产量的比例从2000年的9%增长到2019年的16%，表明我国黄金产业的集约化程度正在逐步提高。2）我国对黄金资源需求量巨大，黄金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近些年我国工业领域的黄金消费量增长很快，未来随着电子产业的快速发展还会不断扩大对黄金资源的需求。3）回收黄金是我国黄金资源供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黄金饰品的回收收益比工业回收高出很多，工业黄金回收工艺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链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基于物质流方法的磷石膏资源化利用现状分析

侯慧敏, 郭东方, 苏丽娟, 徐 鹤, 等

2022, 24(6):  23-3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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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农业大国，为了保障粮食安全需要大量的磷肥供给，从而造成在磷酸、磷肥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工业固体废弃物——磷石膏，其长期堆存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危害。我国从2018年开始大力推动对磷石膏的资源化利用，制定、出台了多项鼓励性政策，但直到目前为止磷石膏的综合利用率仍然较低，其资源化利用市场还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本文基于我国磷石膏产生量底数不清的问题，采用产废系数法，以《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磷肥产量为基础，估算我国从1957—2019年磷石膏产量，并在对云南、贵州、四川、湖北、安徽等省份开展实地调研与分析之后，选取磷石膏资源化利用综合表现较好的贵州省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行物质流分析，绘制磷石膏资源化利用的物质代谢图谱。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方面来看，贵州省磷石膏资源化利用率逐年上升，利用处置率从2018年的58.80%提高到2020年的107.37%，这标志着贵州省已经开始消纳历史堆存的磷石膏固体废弃物；从资源化利用途径方面来看，贵州省2021年第一季度依靠井下填充、制酸及其他化学利用、制造建材、制造水泥缓凝剂，分别消纳磷石膏96.45万t、36.04万t、33.09万t、23.48万t，综合利用率达到55.02%，但利用途径基本还停留在初步发展阶段，具有产品附加值较低、无法实现大规模消纳等缺点。本文经过实地调查研究，探究磷石膏从产生到资源化全生命周期的物质代谢规律，揭示磷石膏资源化利用过程中关于原材料、技术、产品、政策等方面存在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从政府、企业、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角度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期望能够为我国磷石膏的精准管理和资源化利用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为循环经济、“无废城市”及双碳背景下其他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治理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借鉴。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能源贸易合作对能源安全的影响

周靖, 韩纪琴

2022, 24(6):  31-4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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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政治与经济的不确定风险逐渐加大，不利于维护产业安全和稳定的“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抬头。为了探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合作可否对冲“逆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深入分析国际能源合作对参与各国、各地区能源安全产生的作用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本文以2000—2020年为观测期，尝试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框架之下，从能源合作产业链下游的能源贸易入手，运用Tobit模型和基础回归模型，从能源消费、能源生产2个维度出发，探究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能源贸易合作对参与各国能源安全产生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且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能源贸易能够维护我国的能源消费安全和能源生产安全；2）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贸易总额能够通过降低合作能源消费国的能源使用成本，提高这些国家的能源消费安全水平；3）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贸易总额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能源生产国的经济增长，提高这些国家的能源生产安全水平；4）受地理位置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开展能源贸易合作产生的能源安全正向效应相较于其他地区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与建议如下：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能源贸易合作对于推动参与各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能源安全、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共同繁荣具有正向的影响作用；2）为了维护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安全，应当不断扩大、深化“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推进能源贸易多元化，并持续优化国际合作环境，为国际能源贸易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3）为了抵御外部各种不利因素对我国参与的国际能源贸易构成的安全威胁，应不断提升我国综合实力，以保障国际间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和顺畅；4）为了保障“一带一路”参与各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应大力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国际合作，促进参与各国变革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

基于投入产出和生态网络分析的广东省能源消费行业差异研究

许文浩, 解玉磊, 嵇 灵, 等

2022, 24(6):  44-5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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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对能源消费的需求也随之迅猛增长。如何调整广东省能源消费结构，推动能源集约化、清洁化发展，努力降低碳排放已经成为广东省响应与实现中央“双碳”战略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从多角度分析广东省各行业能源消费的动态变化特征，探索能源消费网络中各行业之间的生态关系，有助于为广东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制定差异化的节能降耗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本文通过收集广东省2007年、2012年、2017年经济投入产出表与能源消费清单，依托投入产出理论和生态网络分析法，构建投入产出-生态网络模型，定量分析与评价广东省社会经济系统中26个行业直接、间接的能源消耗和行业间的能源流动情况及其行业间的生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从直接能耗来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S24)与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S13)是政策制定者特别需要关注的重点行业，而化学工业(S11)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12)等重工业造成的间接能耗同样不容忽视；2)建筑业(S23)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S12)之间呈现出较强的关联性，能源消费系统共生指数小于1，系统处于亚健康状态；3)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呈现出较强的控制与依赖关系，在鼓励产业转型的同时也应重视两大产业的协调发展。为了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广东省除了需要采取生产侧的节能降耗措施外，还应采取消费侧的节能降耗措施，如提高中间产品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等等，并可以尝试搭建多行业协作节能系统，推动节能降耗从单行业调控向多行业协同调控发展。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韦庆明, 赵欣欣, 冯 馨, 张苗苗

2022, 24(6):  54-6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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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着力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获取环境保护、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三重红利”，已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在3种权重矩阵下比较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算出主要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是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每增加1%，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将提高0 065%；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表现最为显著，影响系数达到0 066。2）从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能够直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则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倒逼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3）在区域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在东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明显；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驱动作用则呈现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的发展趋势。我国各地区应努力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积极推动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型，并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和实施地区差异化政策，以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式的产业转移，这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徐 敏, 周婷婷, 王 凌, 许晶荣

2022, 24(6):  64-7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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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绿色创新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特征，政府支持是高技术产业进行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由于以往研究对于政府支持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的作用关系存在争议，且缺乏相关的地区差异性及其作用机制研究。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面板数据，首先利用DEA模型测算出2009—2020年我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并运用全局莫兰指数检验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其次，通过选取混合固定效应空间滞后模型开展了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研究，并采用变量替换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区域开展了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作用的回归分析，以及对政府支持内部作用机制的考查。研究结果表明：1）2009—202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均值从0.511提升至0.611，呈现出逐步上升趋势，东部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高于全国均值，中西部地区相对偏低。依据莫兰指数检验显示，2009—2020年我国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在空间权重矩阵下均表现出较强的正空间相关性。2）政府支持与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倒U型关系，环境规制、经济效益、外商直接投资等变量均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正面影响。3）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存在着一定差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4）政府支持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信号作用，且与企业研发投入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为了充分发挥政府支持对高技术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政府必须根据高技术产业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合理的补贴区间，并遵循因地制宜原则，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生态环境制定切实可行的政府支持政策。

产业集聚、城市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王伟

2022, 24(6):  75-89.  DOI: 10.13776/j.cnki 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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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兼顾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国家、地区绿色经济综合竞争能力。本文利用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测算国家“环境统计报表制度”中工业污染源重点调查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探究产业集聚、城市集聚及其耦合机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运用面板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分析，以解决三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集聚对江浙沪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影响。2）城市集聚对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江淮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3）产业集聚与城市集聚的耦合机制对江淮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负向影响作用。研究结论：1）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城市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2）从耦合效应来看，产业集聚与城市集聚的耦合机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3）从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内在路径来看，产业集聚主要通过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4）从产业异质性来看，清洁型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污染型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点；城市集聚对清洁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对污染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5）从城市群异质性来看，产业集聚、城市集聚及其耦合机制对长江经济带各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差异较大。

政府补贴、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

蒋榕湄, 陈贵松

2022, 24(6):  90-10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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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绿色创新体系，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优化绿色创新制度环境的相关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积极推动全社会绿色创新发展。在此时代背景下，探究政府补贴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长效驱动实现机制，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了厘清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6—2020年我国864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能力-行动”模型，将企业ESG表现纳入政府补贴和绿色创新的分析框架之中，从企业ESG表现视角探究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2)政府补贴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激励企业关注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绩效；3)企业ESG表现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贴能够通过企业ESG表现中的环境责任表现和公司治理绩效表现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但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未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低ESG表现水平相比，高ESG表现水平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相对得到增强，因而政府要助力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就必须善用、巧用补贴发放等激励手段，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适当加大补贴的力度和规模，引导、激励企业改善ESG表现，另一方面，还要严格监督落实企业的补贴使用情况，建立、健全补贴效果评价机制与ESG表现评估体系，根据企业ESG表现水平实行差异化的政府补贴政策，切实提高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

长江经济带水利建设投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

华 坚, 刘 蕾, 施明月

2022, 24(6):  103-11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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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密度最大、最活跃的流域经济带，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加剧，水资源消耗与水环境污染问题日渐凸显，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整体偏低。本文以省、直辖市空间尺度为基础，依据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相关数据，利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该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展开测度，并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水利建设投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水平普遍较低，多数省、直辖市尚未达到有效水平。从时序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各省、直辖市之间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特征。从空间角度来看，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大致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多数省、直辖市水资源绿色效率正逐步向中等效率水平过渡。2）水利建设投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对本省、直辖市水资源绿色效率促进作用明显，但对周边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在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城镇化水平、水资源禀赋、污染程度对水资源绿色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知识水平对水资源绿色效率无明显影响作用。为了促进长江经济带水利建设投资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正向影响作用，不断提升水资源绿色效率，各级政府应当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坚持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综合治理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地开展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管理，努力缩小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省际差距，进而推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中国东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框架与EKC假说

贾顺顺

2022, 24(6):  116-12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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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其中废水作为“三废”之一就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污染治理压力。本文选取2003—2015年中国东部地区100座城市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带有不同平滑变量的双向固定效应半参变系数模型，基于STIRPAT模型框架，对我国东部地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人均GDP的对数值为2.290 4时，人均GDP对工业废水排放的边际影响为-0.397 0，达到了U型曲线的最低点。2）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例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边际影响会随着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的增加显现出非线性，呈U型状态，即先下降后上升的发展趋势。人口密度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边际影响会随着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也显现出非线性，呈波动上升的U型状态，即先下降后小幅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3）当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的对数值为7.648 6时，第二产业占比对工业废水排放的边际影响为0.683 3；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对数值为5.315 5时，人口密度对工业废水排放的边际影响为-0.061 9，2个边际影响值均为曲线的最低点。研究结论：1）经济增长和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对工业废水排放均具有促进作用；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对于工业废水排放具有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其边际影响均值前期为负，但随着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会呈现出由负变正的增大趋势。2）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每增加1%，将会通过第二产业占比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加大约0.72%；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每增加1%，前期将会通过人口密度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降低大约0.013%，但后期会随着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同样通过人口密度促使工业废水排放量逐渐增加。

政府制定生态修复目标与生态修复产业的市场化发展关系研究——基于演化博弈的方法

戴诗茂, 马雪飞, 孙浩

2022, 24(6):  127-13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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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是一种追求达到最佳效果和最低耗费的综合性恢复重建被破坏生态环境的方法。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发展，过去“谁污染，谁治理”的传统生态修复模式不但效率低下，而且经常达不到环境修复标准。为了推动生态修复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前提条件下，积极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各项生态修复实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聚焦生态保护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本文在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之上，通过构建政府与生态破坏企业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深入研究政府制定的不同生态修复目标与生态修复产业市场化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和演变规律，探究影响生态修复产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并运用数据演化仿真分析验证该演化博弈模型的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生态修复目标的监管成本、专业生态修复企业实现规模经济的程度，以及生态修复目标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是政府与生态破坏企业之间演化博弈模型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研究结论：1）在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制定高标准的生态修复目标有效推动生态修复产业的市场化发展。2）政府选择简洁、明了的生态监管方式，聘请专业生态评估机构进行生态修复评估，能够有效降低生态监管成本、提高生态监管效率，有益于生态修复产业市场化的发展。3）专业生态修复企业应不断增强绿色创新能力，尽可能降低生态修复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以获得修复成果和期望收益的双赢，进而推动经济社会与生态的高质量协调发展。

矿业城市土地利用景观格局演变及其模拟——以江西省贵溪市为例

王亚楠, 叶长盛

2022, 24(6):  137-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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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城市的发展会造成生态环境恶化与土地利用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经济、社会、生态问题。为了推动该类城市的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需要对矿业城市的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展开研究，深入分析其变化驱动机制，从而为推进矿业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本文以江西省贵溪市为例，通过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与景观格局指数对该市1990—2018年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特征进行探索，在基于2010年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之上，运用CLUE-S模型模拟2030年贵溪市在3种发展情景下的土地利用格局，并对景观格局进行对比和剖析。研究表明：1）1990—2018年，贵溪市土地利用变化以耕地、林地转为工矿用地为主，耕地、林地面积分别减少了15.75 km²、32.18 km²，工矿用地增加了41.54 km²，其余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不大。2000—2010年，该市工矿用地扩张迅猛，面积由1.09 km²增长到25.01 km²。2）1990—2018年，贵溪市土地利用景观斑块数量增加了74个，斑块密度增加了0.03个/km²，景观形状指数增加了1 44，香侬多样性指数增加了0.08，景观格局整体呈现出破碎化、小型化发展趋势，各景观类型的多样性更加丰富，其中耕地、林地、草地破碎化、复杂性增强，利用更加无序；水域、建设用地、工矿用地斑块结合度与聚集度均整体增加，呈现简单化集中连片式发展。3）自然发展、生态保护、快速发展3种情景下的模拟结果均显示贵溪市的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城乡居民建设用地和工矿用地面积均有所增加，相对而言生态保护情景更加符合该市的城市规划和发展。4）贵溪市在未来发展规划中应明确不同用地的功能定位，注重用地结构的合理性，缓解用地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此外，还应建立、施行矿区复垦与分区开采制度，加速工矿用地的绿色发展，积极推动产业转型，这对于实现贵溪市生态环境与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打造“绿色铜都”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田伟民, 赵映慧, 马百通

2022, 24(6):  151-16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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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深入剖析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变，揭示建设用地结构演变机制，明确建设用地合理配置路径，从而为我国东北三省制定城市规划和土地供应计划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本文依据《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首先将城市建设用地类型整理归并为R类用地(居住用地)、M类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工业用地)、C类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S类用地(道路交通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其次利用信息熵和偏离-份额分析法，结合GIS空间分析，对东北三省34座城市的建设用地结构演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2002年以来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规模逐年增加，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14%，其中以C类、S类用地贡献最大，用地占比与2002年相比分别增加了3.29%和5.51%。R类用地在4类城市建设用地类型中增幅最小,且呈不断下降趋势。2)M类、C类、S类用地的偏离分量对份额分量起到正向调整作用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促进了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合理化。2012年之后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变化较小，4类用地比例关系相对稳定。3)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交通水平、城市居住条件的改善对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演变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4)合理的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可以提升城市功能，充分发挥城市建设用地综合利用效率，有利于推动现代化新型城市建设。为使我国东北三省城市建设用地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当因市施策，根据不同类型城市建设用地需求调整用地政策，应充分供应具有增长优势的用地类型，压缩严重过剩的用地类型并且盘活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