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以及企业微观大数据集，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程度，并从营商环境角度出发，剖析数字金融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1）数字金融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数字金融水平每提高1%，企业突破式创新水平提高58.83%，渐进式创新水平提高49.92%，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拓宽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及加大使用深度推动企业创新水平提高，走出“低端锁定”局面，助力更高水平创新成果产出；2）在异质性分析中，中部、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2.607 7和1.237 8，高于东部地区的0.391 7 ，表明由于区位资源禀赋差异，与经济基础雄厚的东部地区相比，数字金融在金融资源较为匮乏的中西部地区对企业双元创新推动的边际效应更加突出；3）在机制检验中，数字金融与企业突破式创新及营商环境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88 3和0.429 9，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数字金融与企业突破式创新和营商环境均有正相关关系；营商环境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影响系数为1.032，营商环境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74.19%；此外，在企业渐进式创新方面，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符号相反，营商环境在影响企业渐进式创新过程中发挥了遮掩效应，随着数字金融支持力度加大，营商环境的改善驱动企业将更多资源聚焦在突破式创新项目中，减少对渐进式创新项目的关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建议继续优化数字金融支持政策，搭建数字金融区域协调平台和科技金融服务平台，为企业双元创新提供外部保障，激发双元创新的内生动力。

探究浙江省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关系，预测两者的耦合协调趋势，为实现浙江省科技绿色发展、水资源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参考。基于2010—2019年浙江省11个城市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相关数据，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确定各指标权重，分别计算科技创新系统和水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并分析其变化情况。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并分析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最后采用GM（1，1）灰色模型预测未来6年的协调度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2019年浙江省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分别为0.398 1和0.458 7，年均增速分别为14.62%和3.94%，相比水资源环境，科技创新总体水平更低，但其发展速度更快，同时两个系统均存在地区差异；2）11个城市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上升态势，浙江省整体耦合协调度由从0.411 3上升至0.636 8，2010—2013年为濒临失调，2014—2017年为勉强协调，2018—2019年实现初级协调；预测结果显示6年后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系统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但年均增速放缓，由4.98%下降至4.58%；3）浙江省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且在未来6年内未发生显著变化。2010—2019年浙江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优化水资源环境，促进了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协同发展，但11个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差异，未来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仍将朝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提出了增强科技创新和改善水资源环境、预防未来耦合协调度增速放缓、缩小地区差异等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工业企业的绿色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须在提高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同时，控制节能减排。文章将“工业三废”放入技术创新效率的评价体系中，采用非期望SBM模型测度我国30个省份2009—2015年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以此为基础，引入空间杜宾模型重点分析若干解释变量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逐年上升之势，整体水平偏低，东、中、西、东北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2)该效率在全国范围内存在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地区间技术交流成效显著；3)政府科技支持、技术转化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该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直接效应，而技术转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该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间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