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不但在全球关键矿产清单中居于首位，而且还是我国在国际上占据着优势地位的矿种之一。为了能够进一步壮大我国稀土产业的实力，本文通过搜集整理国内外关于稀土产业的相关资料，经过统计分析，从而对国际稀土资源与国际稀土市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稀土不稀。由于主要的稀土矿床类型均具有成矿倍增率低、全岩成矿的特点，因此该矿床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并不稀有。目前,经查明全球陆地上稀土的储量约为1.1亿t，而海洋中的稀土资源则更为丰富。2）对稀土资源的勘查、生产、加工、交易应由价格规律决定，而不应由地缘政治需要决定，坚持全球化、市场化的大方向，才是国际社会做大、做强全球稀土产业的唯一正确选择。3）稀土分离一直是由我国所掌握的核心技术，也促使我国的稀土精炼产品占据了国际市场绝大部分份额。未来我国可依据国际形势，在适当时节予以取消对进口稀土矿产品的精炼限制政策，从而不但能够间接抑制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且还有利于继续保持我国的稀土分离技术在国际稀土产业中的领先地位。4）当今，我国每年报废的汽车、风力发电机、电脑、手机等含有稀土元素的终端产品数量巨大，而为了加强对矿产资源的循环再利用，以深入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可通过采取对废弃物提炼回收企业减税免税，以及加大对废弃物提炼回收技术研发投入等措施，借此以达到能够不断提高我国稀土资源二次回收利用率的目的。5）为了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发展契机，并继续巩固中国稀土产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我国应将开发具有新功能的稀土产品作为扩大本国稀土产业规模的发展途径，应将研发新型稀土功能材料作为壮大本国稀土产业实力的强劲驱动力。

为了研究如何推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引入DPSIR分析模型，并将联合国发布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作为评价指标，不但以此构建起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DPSIR评价指标体系，而且还以江苏省徐州市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具体案例，进而对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DPSIR模型评价，以及DPSIR模型中5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在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过程中，徐州市坚定推动了本市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积极实施了新兴产业增量扩张与传统产业存量提升的“两翼并举”，以及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从而加快构建起了徐州市的新型产业体系，并促进了该市产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2）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由经济、社会、环境多维度关联要素构成的复合系统，为了能较好地实现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促使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DPSIR模型（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中各个子系统及子系统各评价指标之间能够达到良好的耦合协调状态。3）在DPSIR模型驱动力子系统（D）和压力子系统（P）中关于产出能耗、失业率等方面的评价指标均对徐州市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出负面影响作用。为此，未来徐州市就应通过采取降低单位能耗、拓展就业渠道等具体措施，以推进该市的能耗双控建设并努力提高城市就业率，从而以减弱或者消除在驱动力子系统（D）与压力子系统（P）中部分评价指标对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的负向抑制作用。

为了研究数字化转型、绿色创新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三者间的作用关系，以及公司治理在三者间发挥的调节作用，本文将2010—2022年沪深股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首先运用超效率SBM-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的影响作用；其次通过构建中介作用检验模型与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分别研究了绿色创新水平在数字化转型水平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公司治理水平在在数字化转型水平、绿色创新水平、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最后还分别对企业产权异质性、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企业行业异质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绿色创新水平在数字化转型水平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3）公司治理水平在数字化转型水平与绿色创新水平之间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即提高公司治理水平能够强化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进而也能够提高重污染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4）国有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的提升作用会比非国有重污染企业更大，低融资约束重污染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的提升作用会比高融资约束重污染企业更大，非制造业重污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的提升作用会比制造业重污染企业更大。

为了探究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发挥的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00—2019年沪深股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并运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且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增强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2）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分别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节约企业劳动力成本，从而促使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能够发挥出更好的促进作用。3）环境规制不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而应用人工智能则可以增强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提升非国有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增强环境规制对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4）环境规制不能够提升小规模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应用人工智能也不能够增强环境规制对小规模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提升大规模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增强环境规制对大规模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5）环境规制不能够提升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应用人工智能也不能够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能够提升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应用人工智能可以增强环境规制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不能够提升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而应用人工智能则可以增强环境规制对技术密集型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

不同的城市规模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所发挥出的影响作用也不尽相同，为了把握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本文通过构建城市规模与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的关联机理，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并运用固定效应最小二乘估计模型，进而深入探究了城市规模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超大规模城市、特大规模城市、Ⅰ型规模城市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78 4、0.243 7、0.146 0，且都在5%或10%水平下显著，表明城市规模越大就越能够增强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2）企业规模、企业收益能力、企业经营能力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39 5、0.074 3、0.043 1，且均在1%或10%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规模、企业收益能力、企业经营能力都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发挥出了正向影响作用。3）超大规模城市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产生了0.144 1的正向影响作用，而特大规模城市、Ⅰ型规模城市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则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分别产生了0.193 5、0.215 2的正向影响作用，由此表明城市规模与企业规模的交互项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发挥的正向影响作用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减弱。4）超大规模城市与企业收益能力的交互项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产生了0.145 6的正向影响作用，而特大规模城市、Ⅰ型规模城市与企业收益能力的交互项则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分别产生了-0.214 5、-0.287 3的负向影响作用，由此表明城市规模与企业收益能力的交互项对集成电路产业价值链韧性发挥的正向影响作用会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增强。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之一，其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关系到我国“双碳”战略目标的实施成效。为了展示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低碳农业发展的现状并揭示其存在的问题，从而能够为促进我国区域农业低碳化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因而本文决定以长江经济带低碳农业发展水平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该区域低碳农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来测算长江经济带的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以深入研究影响该区域低碳农业发展的各项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的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呈现出了波动上升的发展趋势，在其3项一级评价指标中以碳水平指标的得分为最高，且呈现出了持续上升的变化态势，表明长江经济带由农业产生的碳排放得到了较好地控制。2）2012—2021年虽然长江经济带的产出指标得分相对较低，但也始终保持了持续上升的发展趋势，表明该区域的农业产出效率及农业产出水平均得到了不断提高。3）2012—2021年长江经济带的能源指标得分呈现出了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表明该区域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消耗在不断增加，而对可循环、可再生绿色能源的使用相对较少，从而对该区域的低碳农业发展水平产生了负向影响作用。4）在影响长江经济带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的各项因素之中，经济发展水平、种植业生产结构、科技创新投入、农业生产效率、城镇化水平均对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发挥出了正向促进作用，而农业从业人员数量则对低碳农业发展水平发挥出了负向抑制作用。

为了探究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之间的耦合关系，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了生态安全系统与粮食安全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评价模型，并通过测算生态安全指数和粮食安全指数，以此研究了库区生态安全与粮食安全的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再通过构建驱动因子模型，分别测算了库区生态安全系统与粮食安全系统中各项评价指标的灰色关联度，从而分析了2个系统中不同评价指标对各自系统的影响程度；最后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及相对发展模型，进而对库区生态安全系统与粮食安全系统分别进行了耦合协调类型时空演变分析，以及耦合协调相对发展水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三峡库区（重庆段）的生态安全水平呈现出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生态安全指数从2000年的0411波动下降至了2020年的0.379，表明在研究期内库区的生态安全压力得到了加大。2）2000—2020年三峡库区（重庆段）的粮食安全水平也呈现出了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粮食安全指数从2000年的0.363波动下降至了2020年的0.314，表明在研究期内库区的粮食安全形势处于不利的发展态势之中。3）在生态安全系统的各项评价指标中，人均耕地面积、城镇化率对生态安全发挥的影响作用较大，而人均GDP、农林水支出对生态安全发挥的影响作用影响较小。在粮食安全系统的各项评价指标中，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粮食总产量对粮食安全发挥的影响作用较大，而单位耕地农药使用量、单位粮食耕地消耗量对粮食安全发挥的影响作用较小。4）2000—2020年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安全系统与粮食安全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了波动下降的发展趋势，由2000年的0.419波动下降至了2020年的0.405，而耦合协调发展阶段均为磨合期>拮抗期>协调期。5）2000—2020年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安全系统与粮食安全系统的相对发展类型主要有低度协调、低度磨合、高度协调、高度拮抗、高度磨合5种；相对发展特征有生态安全同步于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滞后于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超前于粮食安全3种。

为了研究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网络，本文首先基于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41座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Super-EBM 模型测度了2010—2021年该地区各城市的生态效率值，并选取2010年、2015年、2021年3个时间节点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其次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生态效率的关联强度，不但剖析了该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演化特征，而且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了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整体空间与个体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最后本文还利用QAP回归分析研究了会影响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网络的各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 1）从生态效率时空演化来看，2010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生态效率值均未达到有效状态，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了由该地区边缘城市向着内部城市递减的分布特征。2015年长三角地区大多数城市的生态效率值虽有小幅度提升但仍未达到有效状态，在空间上则呈现出了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特征。2021年长三角地区城市的生态效率值得到了普遍提升，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了高生态效率值城市向着上海、南京2座城市集聚的变化态势。2）2010—2021年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强度得到了一定提高，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网络从整体上呈现出了由非均衡性向着均衡性发展的变化趋势，并形成了以苏南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关联网络格局。3）2010年、2021年苏南城市的点度中心度值始终较高，而皖北、苏北、浙江西南部城市的点度中心度值始终较低。2010年、2021年苏南与苏中城市的接近中心度值相对较高，而皖北、苏北、浙江省东部城市的接近中心度数值始终较低。2010年、2021年苏南与皖南城市的中介中心度值始终较高，而长三角北部城市与南部城市的中介中心度值始终较低。4）地理空间临近、城镇化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网络均发挥出了正向影响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对长三角地区空间关联网络均发挥出了负向影响作用，地方财政支出则对该地区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网络没有影响作用。

为了探究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部门隐含电力的转移问题，本文基于长三角地区电力消费数据，通过构建2017年该地区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并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与结构路径分析方法，进而深入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各省份、各产业部门之间隐含电力的转移情况，以及隐含电力转移的产业链层级路径分解。研究结果显示：1）在2017年，江苏省既是长三角地区的隐含电力输入大省也是输出大省，从而促使该省在长三角地区的隐含电力网络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隐含电力调配与传输的关键作用；安徽省是长三角地区隐含电力的主要输出省；浙江省是长三角地区的隐含电力输入省；上海市是长三角地区隐含电力的中转站，其隐含电力的输出与输入量基本相等。2017年长三角地区省份间最主要的隐含电力转移路径为江苏省到浙江省，隐含电力转移量为37.241 7亿kW·h；其次为安徽省到江苏省，隐含电力转移量为22.855 1亿kW·h。2）在2017年，建筑业是长三角地区隐含电力消耗量最大的产业部门，隐含电力消耗量达到了1 119.54亿kW·h；制造业是长三角地区隐含电力消耗量排名第二的产业部门，隐含电力消耗量达到了885.76亿kW·h。3）长三角地区4个省份之间跨省域的隐含电力输入与输出，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这种关系既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隐含电力支撑，同时也促进了4个省份的产业分工与产业合作，不但有利于推进长三角地区4个省份的产业协同发展及缩小省份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4）在2017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最主要的隐含电力直接消耗最终需求，而城镇居民消费则是上海市最主要的隐含电力直接消耗最终需求。

为了探究我国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方式与综合开发利用途径，本文将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兴荣页岩矿山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对其生态修复情况和综合开发利用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旺苍县对兴荣页岩矿山采取了“场地整治+边坡灾害治理+植被恢复”的生态修复方式，不但清理了矿区内堆积的弃土废渣，而且还对矿山边坡实施了锚杆挂网喷砼护坡、锚杆格构梁支护、坡面截排水等地质灾害防治措施，并通过采取坡面客土回填，坑穴覆土种植树木等方式恢复了植被。目前，旺苍县对兴荣页岩矿山的生态修复面积已达到了25.05  hm²，已经基本完成了针对矿山制定的生态修复任务。2）旺苍县对兴荣页岩矿山废弃的旧砖窑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将其建设成为了一处集文化展览、文化创意、特色餐饮、休闲娱乐等功能为一体的工业遗产旅游景区，从而既推动了该县工业遗产旅游的发展，而且还有效助力了每年6月份红垭村仙居杨梅产业园的采摘活动。3）旺苍县将位于兴荣页岩矿山边坡坡脚的矿区旧厂房改建成了占地面积为420 m²的12间杨梅冷冻储藏仓库，进而在矿山遗址上建设起了集冷链物流、特色餐饮、杨梅产品展销及文化创意于一体的杨梅全产业链综合服务中心，从而极大推动了红垭村杨梅种植产业的发展。 4）旺苍县通过对废弃兴荣页岩矿山的生态修复与综合开发利用，以及将工业遗产旅游与特色农产品种植业有机结合，不但打造出了一条具有本地特色的集游览观光、采摘体验、文化创意等功能为一体的文旅线路，而且借此还极大提升了旺苍县旅游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同时也较好地实现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由于将B/S架构与多尺度特征量化识别方法相结合，既可以有效量化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多尺度特征，还能够针对性改善电网企业环保能力构成要素，因此本文选择运用B/S架构，通过构建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多尺度特征量化识别技术架构，以及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多尺度特征体系，不但对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多尺度特征量化识别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究，而且还将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公司作为实验对象，从而进一步检验了本文创建的研究方法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1）本文创建的B/S特征量化识别方法不但能够为用户清晰地呈现出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多尺度特征数据的使用状态，而且用户还可以对数据进行下载、重命名、删除等操作，从而也证明了本文创建的研究方法能够对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多尺度特征数据进行有效的管理。2）本文采用模糊聚类算法构建起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多尺度特征体系，并通过多尺度特征聚类分析，检验出该体系在电网企业环保能力特征指标界定的全面性方面有着较好的优势，从而也获得了良好的构建效果。3）利用层次分析法可以测度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各项特征的权重，再将各项特征权重与模糊综合评判模型相结合，通过本文构建的电网企业环境保护能力识别技术架构应用层的环保能力识别单元，不但可以划分电网企业环保能力多尺度特征量化识别等级，而且还可以对该多尺度特征进行量化识别。4）本文将国家电网福建省电力公司作为实验对象，进而开展了对本文创建的B/S特征量化识别方法的检验。经研究统计，福建省电力公司的环保投资能力、环保盈利能力、环保发展能力、环保管理能力4项一级特征指标的量化分数均达到了电网企业环保能力的高等级，表明福建省电力公司有着较高的环境保护能力，并同时也验证了本文创建的研究方法具有着较高的有效性与实用性。

中国的省级地质勘查基金是为了实现国家地质找矿重大突破，而由我国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专项地质勘查基金，着重用于支持对各省重点矿种和重要成矿区（带）的前期勘查工作。自2004年我国开始设立省级地勘基金以来，该基金紧紧围绕着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这一目标，大力资助了我国各省对重点矿种与重要成矿区（带）的地质勘查工作，从而在我国的地质找矿突破及矿产资源的增储上产方面均发挥出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我国省级地勘基金为切入点，梳理和研究了其设立情况、调整情况、运行情况、成果收益情况，并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1）省级地勘基金对我国的地质勘查事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主要包括：落实了国家找矿工作部署，推动了我国的找矿事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吸引了社会资本，实现了省级地勘基金投资对象的多元化；在我国的地质勘查事业中起到了方向引导作用；承担了一定的矿产勘查风险。2）我国的省级地勘基金也存在着一些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主要包括：a. 省级地勘基金投资规模锐减；b.国家现行资源管理体制中存在的弊端，造成由省级地勘基金资助的地质勘查项目在“商业跟进”环节严重脱节，从而阻碍了社会资金流入地质勘查领域;c.受我国地勘基金预算管理方式及其他因素影响，导致省级地勘资金在短期内难以将收益转化为再投入资金，从而制约了省级地勘基金的循环周转与可持续发展；d.各省财政对省级地勘基金普遍存在着支持力度不确定、投入规模不确定、没有形成稳定资金投入模式等问题，从而使得省级地勘基金缺乏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