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的出台和绿色投资市场的逐步扩大使得中国市场上绿色投资者涌现，“漂绿”问题也随之而来。为探究企业环境治理投入如何吸引绿色投资者，从投资者决策视角剖析绿色投资者是否真的“绿色”，以2008—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企业环境治理投入对绿色投资者的影响，并选取未预期盈余和超额预期收益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二分类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分析企业环境治理投入与绿色投资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践行环境治理的企业更可能存在绿色投资者参与，表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行为能够吸引绿色投资者的加入。类别变量中介效应模型表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主要通过短期交易收益发挥吸引效应，而非长期治理价值机制，绿色投资者多出于投机行为，以追求企业环境治理的短期收益为主要投资目的。2）污染性行业、非国有企业均能够通过环境治理投入产生的短期效益显著吸引绿色投资者，表明绿色投资者在以追求短期效益为目标进行投资决策时，对于污染性行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环境治理投入行为更为敏感。3）绿色投资者的参与会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且这种市场势力的增强效应对于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更为明显，表明绿色投资者对于短期收益的决策偏好会强化较高市场份额企业的垄断势力，阻碍行业整体绿色发展进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绿色投资者应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培养长期投资理念；地方政府相关优惠、补贴政策应避免“择优战略”，支持中小型企业环境治理，推动企业在清洁化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共赢。研究对揭示绿色投资者存在的“漂绿”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合理引导资本市场投资理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以贵州松桃整装勘查区为研究对象，运用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对锰矿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从资源开采、运输流通、深加工3个阶段，对锰矿资源开发中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固碳能力、碳排放等进行评估，并分析了2003—2015年研究区锰矿开采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的演化路径。结果表明，研究区锰矿资源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严重的破坏，3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负面效应，其中生态系统服务损失主要集中在矿石开采环节，碳排放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产品运输和电解锰生产环节。随着对锰矿石资源利用规模和强度的增大，区域生态环境受到的负面影响逐渐加深。基于此，提出通过整合矿权设置、提高电解锰企业的集中度、改进开采工艺和进一步加强环境规制等措施来减少锰矿资源开发的环境负面影响。

：以三大天然气进口国(日本、美国和德国)的天然气到岸价与Brent原油价格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原油价格与主要区域天然气进口价格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响应规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3个国家的天然气价格与Brent原油价格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Brent原油价格每变化1%，将使日本、美国和德国的进口天然气到岸价分别正向变动0358%、0061%和0802%；2)方差分解结果显示，3个国家的天然气价格与Brent原油价格均会对自身新信息立即产生大幅度反应，但持续时间差异较大，长期内天然气价格会受到Brent原油价格的一定影响，受影响程度为，日本最大，德国次之，美国最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