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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24卷 第5期 刊出日期：202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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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博弈视角下中国稀土资源供应风险研究

闻少博, 陈志华, 刘雪勇

2022, 24(5):  1-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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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是先进装备制造业、新能源、新兴产业和众多武器系统等不可或缺的原材料。中美两国在稀土生产和加工方面存在非对称的依赖关系。本文利用复杂网络识别中美两国在国际稀土市场中竞合关系的演化过程，并构建指标从稀土资源的市场集中度，生产国的供应能力和意愿三个方面对未来中国可能面临的稀土供应风险进行识别和量化，以期在中美资源博弈中，为中国制定应对措施提供参考。结果表明，中美两国在国际稀土市场的竞合关系具有时变特征，当中国从外部获取资源维持市场优势的时候，将面临潜在的供应风险。从市场集中度来看，中国对稀土市场的影响力不断下降；从供应能力来看，中国的前两大供应国的供应能力偏弱；从供应意愿来看，中国的主要稀土贸易伙伴具有较大的断供可能。

基于疫情扰动的江苏省经济韧性提升研究

徐雨珠, 谭俊涛, 王仲智

2022, 24(5):  10-18.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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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反现实函数法从抵抗性和恢复性两个维度对江苏省整体经济和三次产业的经济韧性进行测度，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究。得出以下结论，1）从抵抗性维度看，江苏省经济抵抗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南北低，中间高的“凸”字型分布格局。产业抵抗性表现为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三次产业的经济抵抗性的空间分布格局各异。2）从恢复性维度看，研究期内江苏省经济恢复性始终保持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呈下降趋势，空间分布上由前期的自南向北的高-低-高-低相间分布式格局转变为后期的南高北低式格局。产业恢复性方面，第一二产业经济恢复性明显提升，而第三产业经济恢复性却显著下降。3）从各影响因素的解释力来看，外贸依存度、复工进度和产业结构对经济抵抗性的解释力较高；产业结构、医疗水平和复工进度对经济恢复性的解释力较高。从韧性与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关性来看，医疗水平、复工进度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等因素对区域经济韧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外贸依存度、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区域经济韧性有抑制作用。最后，对江苏省疫后经济恢复和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我国2030年实现碳达峰路径研究——基于经济、能源、碳排放系统的SD模型

杜焱, 胡鑫杨

2022, 24(5):  19-28.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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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设定三种情景方案，动态模拟了2020—2050年我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发展演变趋势。同时，以综合调控情景为基准，考察了经济、人口和能源等因素的变动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探究了碳达峰的最优路径。研究发现：在基准、低碳、综合调控情景下的预测碳排放峰值分别达到了2020年碳排放量的1.62倍、1.33倍和1.14倍，三种情景下实现碳达峰的时间依次为2038年、2030年、2027年。同时，人均GDP增速快慢、科技投入强度大小、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高低、化石能源占比大小以及能源消费强度大小均对碳达峰时间具有较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综合调控情景下预测的碳达峰时间距离当前最近，碳排放峰值最小，是一种现实选择的最优方案。碳达峰最优路径的确定需要从确定适当的人均GDP增速、加大科技投入强度、降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占比、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以及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入手。

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国家GTFP的门槛效应研究

王宁, 李因果

2022, 24(5):  29-3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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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中，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导向的绿色发展备受世界各国关注。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成为了绿色发展的重点。GTFP不仅体现了经济增长的效率，同时将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囊括其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力度不断增加。为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东道国GTFP的作用，在考虑到中国与东道国政治制度环境和经济制度环境差异的前提下，本文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中国OFDI对东道国GTFP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OFDI能够对“一带一路”东道国GTFP产生正向作用，然而这种正向作用受到政治制度距离和经济制度距离的制约，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中国OFDI对东道国GTFP的正向作用减弱。具体来说：1）当政治制度距离低于1.986时，中国OFDI对东道国GTFP的回归系数为0.072；当政治制度距离处于1.986至2.513之间时，回归系数为0.058；当政治制度距离大于2513时，回归系数为0.012。2）当经济制度距离低于1.440时，中国OFDI对东道国GTFP的回归系数为0.102；当经济制度距离处于1.440至2.575之间时，回归系数为0.085；当经济制度距离大于2.575时，回归系数为0.023。3）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能够减少双边制度差异带来的影响，提升中国OFDI对东道国GTFP的正向作用，随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由3.899提升至4.15，中国OFDI对东道国GTFP的正向作用由0.028增至0.122。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的虚拟水流动研究

孙才志, 张佳亮

2022, 24(5):  40-5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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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商品贸易，商品中所隐含的虚拟水也随之发生了转移。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数据，测算2001、2007、2013、及2019年农产品贸易虚拟水量，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虚拟水流动格局，通过位序-规模法及分形理论对各伙伴国贸易规模及空间分布发展进行研究以此来探究其垄断性及依赖性。结果表明：2001—2019年期间中国净进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虚拟水量由83亿m³增至875亿m³，净出口国家数量由7个增加至27个，空间分布向均衡发展，位居前列的国家对中国的垄断性有所减弱；净出口量由33亿m³增至45亿m³，净进口国家数量由58个减少到47个，空间分布向集中发展，位居前列的国家对中国的依赖性增强；中国净进口的虚拟水类型以绿水为主，平均每年占比85.93%，主要来自于东南亚、南亚和东欧等地区；中国净出口的虚拟水类型以绿水和灰水为主，平均每年占比65.03%和24.07%，主要出口至非洲、西亚等地区；南亚、东欧、中亚、非洲及南欧由净进口区转变为净出口区；东亚仍为净进口地区。

环境规制下产业链区际分工演化研究：理论与实证

肖雁飞, 谢仁贵, 尹慧

2022, 24(5):  51-6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9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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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内分工背景下，环境规制实施是否引致产业链区际有效分工并实现产业链技术创新和升级效应，对实现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减排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聚焦长江经济带化工行业，基于污染天堂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和要素组合理论，构建演化理论模型和面板回归模型，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链区际分工的影响。结果如下：1）环境规制的产业链分工“污染天堂”效应短期内是存在的，但从长期来看，具有倒“U”型影响，且临界值为1.438 5，即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临界值时，将降低产业链地区专业化程度，不利于产业链区际分工；2）环境规制对地区产业链专业化分工具有技术促进效应和要素组合效应，同时，外商投资等因素也对环境规制效应的发挥产生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因此，政府应制定适度环境规制强度，加大技术创新，促进产业链绿色创新升级，注重要素区域间合理配置，并严格外商引入渠道，创造良好环境。

环境规制强度对浙江省工业绿色发展影响研究

沈泓成, 罗婷, 叶骥

2022, 24(5):  61-6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41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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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工业绿色发展是解决城市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重要路径，对促进城市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起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19年浙江省各地区的工业经济面板数据，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强度对浙江省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按照官方地区划分方式将浙江省进一步分为4个地区和2种城市规模，实证考察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性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强度显著降低了浙江各地的单位能耗，对浙江工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对浙江省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对浙江西部和南部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的降低效果最为明显，但对浙江东部和北部的影响不显著；3）环境规制强度对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均有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且降低中小城市单位能耗的效果要比降低大城市单位能耗的效果更明显；4）在消除模型内生性问题后环境规制强度依然可以显著降低浙江各地区单位生产总值能耗，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5）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整体水平在环境规制强度降低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的过程中发挥显著影响，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对降低浙江整体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为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强度以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红线控制下高质量水资源优化配置——以南京市为例

许纪校, 王尧, 唐勇军

2022, 24(5):  70-8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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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高质量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下解决水危机的重要方式。开展水资源配置研究，不仅可以提供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方法，推动水资源长效利用；同时也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文构建“三条红线”控制下多目标区域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以南京市为例分析其当前水资源供需情况，同时采用多目标粒子群算法对模型求解，获得规划年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方案。在2030年，在三条红线约束下南京市可供水量为34.41亿m³，缺水率约为8.22%。工业、农业以及生活用水仍占据水资源配置主流，环境用水配置增长较快。COD和氨氮得到较好控制，较为理想的实现了经济效益目标、社会效益目标、环境效益目标的三者均衡发展。根据南京市水资源优化配置结果，笔者提出供需协调、优化产业结构、“护”“治”结合以促进水资源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建议。

城市群扩容能否降低工业废水污染？——以长三角为例

朱智洺, 李亚洁, 符磊

2022, 24(5):  81-8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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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正不断深入人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为城市共同发展路径。然而当前，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惯性大，污染物排放基数大，尤其是工业废水污染，大大降低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城市群代替中心城市逐渐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增长极，其地域扩容对工业废水污染的影响如何，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运用2003—2019年中国246个地级市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通过对比长三角城市群工业废水排放实际值与合成值的差值，研究城市群扩容能否降低工业废水排放；同时使用安慰剂法以及变换处理组对其稳健性进行检验；最后就扩容如何影响工业废水排放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研究发现，就整个城市群来说，扩容政策显著地降低了城市群工业废水排放。没有发生扩容的合成工业废水排放发生了增长，而实际工业废水排放却是下降的，可见扩容政策的实施是必要的。就影响机制而言，扩容通过人口密度增加了工业废水排放，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了工业废水排放。

粤港澳大湾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宋敏, 刘彬

2022, 24(5):  90-97.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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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区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独特的开放优势在带动全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实现湾区制造业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引领湾区经济开放化和多元化的重要途径。采用区位熵方法测算了2010—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集聚度，并通过SEM和SDM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分工明晰，产业集聚特征明显。2）粤港澳大湾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在邻接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下影响系数分别为0.213和0.121；市场规模和技术创新对本地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系数为0.063和0.316，促进了本地制造业发展；资本存量对周边地区制造业集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影响系数为0.918。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集群的优势，有利于为广东地区乃至整个泛珠三角产业均衡化发展提供引领作用。

政府创新补贴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陈书伟, 韩丽

2022, 24(5):  98-107.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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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5—2020年相关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每增加1%，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将增加7.81%，政府创新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性质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而呈现显著差异性。该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是可靠的。引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一步验证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信号传递机制，有政府创新补贴的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比没有政府创新补贴的高16.83%，即企业获创新补贴会向外部传递支持信号，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获得社会关注和外部资源的支持。研究认为，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不仅应重视企业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更应该发挥企业创新补贴的信号传递功能，引导社会资源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汇聚。

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基于中介效应的空间差异分析

万欣, 苏鹏程, 毛鹏

2022, 24(5):  108-11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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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晰异质性治理主体视角下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政府强制型和公众参与型两种，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环境规制的治污作用，并以技术创新和工业总产值为中介变量，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的治污路径。结果发现：1）中、东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比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更能起到抑制污染的作用；2）西部地区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显著负相关，且工业总产值的中介作用显著，要防止其成为东部污染产业转入的“避难所”；3）技术创新在两种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但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在地区间具有学习效应。

基于知识流动热点数据的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客户流失建模分析

朱萸, 何治呈

2022, 24(5):  117-12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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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客户流失预测不准确、客户流失风险识别不及时等问题，结合企业知识流动热点数据的变化特征，建立石油资源零售客户流失优化模型。根据用户的购买行为特征，对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客户进行划分，收集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知识流动热点数据，分析不同的客户流失影响因素，设置目标变量、影响变量和输入变量，定义月流失率作为衡量指标，通过客户流失类型确定和预测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客户流失量，得出成品油销售企业零售客户流失模型的输出结果。实例验证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获得更精准的客户流失预测结果，为成品油销售企业勘探企业开展客户维护工作提供参考。

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信息框架对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共情的中介作用

贺丽莳, 单晓雨

2022, 24(5):  124-13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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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生态环境是保障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一环，引导居民践行绿色消费行为有助于缓解我国当前的自然资源压力，减少环境污染，助力城市可持续发展。基于S-O-R（刺激-机体-反应）模型，以共情为中介变量、自然拟人化为调节变量，构建信息框架（亏损框架vs.获益框架）对绿色消费行为影响的概念模型，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信息框架对绿色消费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获益框架，亏损框架更能提升个体绿色消费行为意向；共情在信息框架与绿色消费行为意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319，且亏损框架下个体的共情程度更高；自然拟人化正向调节共情在信息框架对绿色消费行为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即自然拟人化程度越高，共情的中介作用越强，亏损框架（vs.获益框架）对个体共情和绿色消费行为意向的影响越强。研究结果丰富了绿色消费行为研究体系，为政府和企业有效开展绿色营销、引导个体践行绿色消费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