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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27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5-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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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诅咒”假说研究评述与展望

康静

2025, 27(1):  1-1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1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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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丰裕的自然资源通常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运用其自然资源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资源繁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往往被资源的丰裕所拖累，陷入增长陷阱。这种“悖论”被定义为“资源诅咒”假说。为理清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诅咒”还是“福音”，学者们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诸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自然资源开发行为通过“挤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国内外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构建统计模型，验证了丰裕的自然资源趋于阻碍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而因资源丰裕导致的环境恶化、产业单一以及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资源诅咒”假说成为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鉴于此，对“资源诅咒”假说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分别从起源与发展、内涵与理论解释以及实证研究等角度分析了“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进展。综述研究发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已不足以描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非线性框架模拟资源繁荣与经济增长的有条件资源诅咒论已逐渐形成并得到研究者的支持。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统计观察，认为现有研究的理论启示主要是：尽管对于“资源诅咒”发生的控制变量还存在多种解释，但是资源依赖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是普遍存在的，资源型地区对自然资源依赖度越高，其经济发展就越容易遭受“资源诅咒”。今后研究应更好地解决关键变量指标的内生性问题，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统计样本以及计量方法，增强“资源诅咒”假说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应深化在中国背景下对“资源诅咒”产生原因与作用机理的研究，探索资源型地区在面临“资源诅咒”时的转型发展新路径。

数字经济对省际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模型的检验

张捷, 赵乡阳, 庞庆华, 张陈俊

2025, 27(1):  11-21.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0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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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探究数字经济与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选取2012—2022年全国31个省份（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计算各省份的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系统GMM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经济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财政集中度和市场化水平对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有一定作用，而制造业发展水平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提高。2）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采用解释变量再度量、缩尾处理、剔除直辖市、缩短样本年限等4种方法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相关系数正负性均没有变化，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结论存在稳健性。3）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影响效果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的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存在更为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4）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三大产业的结构水平变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第一、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起到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保障产业结构安全稳定，采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专业性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数字经济创新研发投入，采取综合性措施提档升级。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玛依努尔, 马继越

2025, 27(1):  22-3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2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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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通过发挥人才集聚的调节作用和数字技术的外溢效应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利用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产生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2）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挖掘人力资本潜力和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是数字经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但是科技创新路径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受限于一定的技术门槛。3）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一效果则相对较弱。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在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建设过程中，立足地区发展需求，开发人力资本红利，积极投入科技创新研发，全面协调发展策略，以提升产业生产效率为核心，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开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数字化转型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路径

李晓菲, 庄诗滢

2025, 27(1):  35-4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1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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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是引领我国经济实现结构转型的两大重要方向,也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数字化助力绿色化大有可为，但数字化转型过程伴随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问题也不容小觑。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化水平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并厘清数字化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呈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发展的初期会对绿色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但在发展中后期,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的正“U”型关系在北方地区表现显著，在南方地区则不明显；3）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强度降低、电能消耗结构优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间接对绿色经济产生正向作用；4）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的正“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研究结果基础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需加强对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鼓励企业发展绿色能源和节能技术，并制定长期规划以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融合；应普及智能电网和能源管理系统的应用，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碳排放监管，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发展数字经济，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提升居民收入，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绿色消费；鼓励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呼吁企业将绿色技术广泛应用到绿色生产经营活动中，并落实环境治理法规，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水平的影响研究——基于“量”与“质”的双重视角

梁媛, 周娟美, 吴云霞

2025, 27(1):  50-6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1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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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多元施策，多方共治，绿色金融作为与低碳经济发展紧密契合的时代产物，在持续推进“双碳”战略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绿色金融如何影响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即如何助推碳排放“量”和“质”双控目标的实现，成为亟待揭示的黑箱机制。采用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熵值法对绿色金融进行度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考察绿色金融对碳排放“量”与“质”的影响，选取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影响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与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绿色金融对碳排放“降量提质”具有协同效应，在经过滞后一期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时间区间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保持不变。2）进一步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与碳排放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后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绿色金融影响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中介机制，绿色金融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助力碳减排与碳增效的实现。3）市场化水平会正向调节绿色金融与碳排放水平的关系，即市场化水平越高，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强。4）与东部地区、非资源型省份、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相比，绿色金融减排增效的协同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资源型省份、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中展现出更为显著和强劲的效果。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利用降碳机制赋能产业结构低碳转型，辩证施策的同时强化区域交流，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发力，多方主体投入，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以助力碳减排可持续发展。

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加工产品供需预测及保供措施研究——以锂、钴、镍为例

易杏花, 王笑笑, 成金华, 胡松琴

2025, 27(1):  63-7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2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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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预测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加工产品供需量，探索提升中国关键矿产加工产品供给保障水平的有效路径对于保障关键矿产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聚焦于锂、钴、镍三大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加工产品，采用灰色预测模型、ARIMA模型及各单项模型基于熵值法的组合模型，对2023—2030年我国清洁能源关键矿产资源加工产品的市场供求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表明：1）基于熵值法的组合预测模型在预测锂、钴、镍矿加工产品市场需求量与供给量时表现出色，相较于单项预测方法，其预测精度显著提升，误差大幅减少；2）在考虑二次资源贡献后，预测2030年锂、钴矿加工产品市场需求将分别达到153.74万t、25.34万t，而供给量分别为183.56万t、23.36万t，表明市场供需趋于平衡，但需警惕技术革新对市场的潜在扰动；3）对于镍矿加工产品，若不计入再生资源，其市场供需矛盾突出，预示需紧急加强国内镍矿加工产品的供应能力以保障行业长期稳定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保供策略：针对锂资源，应重视深层卤水提锂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广“油锂同探”模式，强化技术创新，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应对市场波动风险；对于钴矿资源，倡导循环经济，加大再生钴回收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力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缓解原生钴矿开采压力；就镍资源而言，建议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拓展海外投资与产能合作，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同时加强国内镍矿资源的勘查与开发，确保镍资源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企业环境治理影响绿色投资者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基于投资者决策视角

肖建忠, 李卫伟, 温阳

2025, 27(1):  77-91.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2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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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的出台和绿色投资市场的逐步扩大使得中国市场上绿色投资者涌现，“漂绿”问题也随之而来。为探究企业环境治理投入如何吸引绿色投资者，从投资者决策视角剖析绿色投资者是否真的“绿色”，以2008—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企业环境治理投入对绿色投资者的影响，并选取未预期盈余和超额预期收益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二分类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分析企业环境治理投入与绿色投资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践行环境治理的企业更可能存在绿色投资者参与，表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行为能够吸引绿色投资者的加入。类别变量中介效应模型表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主要通过短期交易收益发挥吸引效应，而非长期治理价值机制，绿色投资者多出于投机行为，以追求企业环境治理的短期收益为主要投资目的。2）污染性行业、非国有企业均能够通过环境治理投入产生的短期效益显著吸引绿色投资者，表明绿色投资者在以追求短期效益为目标进行投资决策时，对于污染性行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环境治理投入行为更为敏感。3）绿色投资者的参与会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且这种市场势力的增强效应对于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更为明显，表明绿色投资者对于短期收益的决策偏好会强化较高市场份额企业的垄断势力，阻碍行业整体绿色发展进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绿色投资者应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培养长期投资理念；地方政府相关优惠、补贴政策应避免“择优战略”，支持中小型企业环境治理，推动企业在清洁化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共赢。研究对揭示绿色投资者存在的“漂绿”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合理引导资本市场投资理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面向工业气体制造企业能源消费低碳转型的演化博弈研究

陆青, 方华鑫, 侯建朝

2025, 27(1):  92-10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0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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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气体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基础原料，其需求量逐年递增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巨大，要实现工业领域绿色发展，工业气体制造企业低碳转型迫在眉睫。鉴于工业气体制造企业在能源消费低碳转型过程中受到转型成本的限制，引入政府补贴机制，以分布式光伏发电作为企业能源消费低碳转型方向，通过考虑企业转型的综合条件（环境效益、用电成本以及地理环境），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决策行为规律，探索政府补贴下企业低碳转型的演化路径，最后运用Python仿真分析技术研究企业综合条件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以期为能源消费低碳转型、工业领域绿色发展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指导。研究表明：1）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存在6种不同的演化均衡情况，具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演化稳定状态取决于政府补贴、企业的转型成本以及企业的综合条件。政府补贴决定企业是否具备自主转型的能力，而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否带来足够的环境效益决定了最终的演化路径。2）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转型成本压力与目标规模规划压力，企业的目标规模规划压力与企业综合条件呈正相关关系，转型成本压力与企业综合条件呈负相关关系。3）综合条件较差的企业实现自主转型的关键在于降低转型成本压力。政府补贴应主要用于降低企业的转型成本如设备成本、运输成本、维修成本、厂房建设成本。4) 针对综合条件较好的企业，实现其自主转型的关键在于帮助企业降低其目标规模规划压力，政府补贴应重点聚焦于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所规划与优化提升、厂房改造成本等方面，尽可能扩大其目标规模。

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张宁, 苗圃, 丁晨辉

2025, 27(1):  107-11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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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8—2020年我国部分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机制，构造数字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数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高质量人力资本指数，以及测量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指标体系，分析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高质量人力资本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物质要素使用效率,发挥要素报酬递增效应，使人力资本结构与数字产业用工结构相匹配，最终促进数字产业结构优化。2）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均能促进数字产业结构优化，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制度创新的中介作用大约是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16倍，针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制度创新的中介作用大约是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10倍。3）人口流动性与高等教育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我国不同区域间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的异质性影响。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但人口净流入地区大约是人口净流出地区的2倍，起步型地区大约是卓越型地区与中等型地区的2倍。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影响仅在人口净流出地区显著。在各子样本的中介作用中，对数字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制度创新的中介作用是技术创新的5~13倍，对数字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制度创新的中介作用是技术创新的7~9倍。据此提出以下建议：提升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高质量人才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持续激发高质量人才参与制度创新的内驱力，有效协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内在关系，制定高质量人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

生态旅游影响下黄河上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演进研究

韩子轩, 陈金林

2025, 27(1):  120-131.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1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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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旅游、人类活动以及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联系，构建生态旅游影响下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模型，并以黄河上游地区1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22年生态旅游影响下的黄河上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情况进行测度，并对比分析黄河上游各城市在生态旅游影响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以期为黄河上游地区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2008—2022年黄河上游区域各城市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数呈持续且显著的递增趋势，资源环境综合评价指数也呈现出增长态势，但具有波动性与不稳定性；2）近15年来，黄河上游区域各城市以2013年为时间节点，2013年之前各城市的资源环境保护力度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2013年之后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则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总体而言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稳步攀升的态势；3）黄河上游区域各城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过程可细化为3个阶段：2008—2011年为完全失调时期，2012—2017年为调和发展时期，2018—2022年为初级协调时期；4）2008—2022年黄河上游区域各城市人与自然关系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最高的类型仍是初级协调，空间分布上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格局。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政府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郭梦冉, 周茜, 邓凯

2025, 27(1):  132-14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112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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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建设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为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智支撑。基于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以及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减少行政腐败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别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政府能够通过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财政资金分配和减少行政腐败3种途径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中介效应系数分别为0.312 7、0.215 7和-0.088 2，该结论在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中得到进一步支持；政府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得到体现，在东部地区、整体技术发展水平较高以及政府规模适中的省份更加明显。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我国未来应顺应数字经济浪潮，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不断发挥数字治理优势，形成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平衡各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供给与政府规模，对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给予支持，提升社会整体创新水平。政府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保障，为数字时代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气候变化风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田鸣, 沈少奇, 严佳蕊

2025, 27(1):  146-16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409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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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0—2022年沪深A股2 594家上市企业为样本，以自然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以期为提升企业气候适应能力提供理论依据，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表明：1）气候变化风险显著提升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适应变化多端的气候环境，激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促使其向可持续发展迈进。2）绿色创新在气候变化风险与可持续发展绩效间起中介作用。气候变化风险推动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以降低对单一资源的依赖，减少自然资源消耗与生态系统破坏，促进企业增强气候适应能力与应急能力，培养多元化的核心竞争优势。3）冗余资源强化了气候变化风险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作用，为企业应对气候挑战提供了缓冲机制，能减少气候灾害引发的损失，也为企业发展转型提供了资源支持。4）在异质性分析中，就企业碳排放量而言，气候变化风险对高碳排放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从环境规制对象来看，气候变化风险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作用更突出；从产权性质来看，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时具备更强的资源与能力，更易达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目标；就行业性质而言，气候变化风险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正向作用最显著，技术密集型企业次之，对资产密集型企业则不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