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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第25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3-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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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产业集聚调节作用

尹庆民, 靳婉婷

2023, 25(2):  1-1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09.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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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研究科技创新成果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对促进中国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保障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步调一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基于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30个省市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金融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关系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成果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正；2)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有正向调节和单门槛效应；3)制造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4)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商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应关注科技创新成果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匹配度，注重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金融业的空间壁垒，引导制造业转向高质量集聚，实现财政资源在环保领域的合理配置，加强对外商投资环保监管。

水资源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和交互效应

杨恺钧, 段婷婷

2023, 25(2):  11-2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09.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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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水资源聚集区、水生态功能区，但是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消耗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旨在探究以水资源要素为中心考量长江经济带的资源分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同时厘清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在其水资源要素影响绿色发展效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基于200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绿色发展效率，分析水资源总量、用水效率和水资源质量三重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的3个维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产业结构软化的中介效应及其与水资源约束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水资源约束中用水效率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最大，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促进力度表现出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2）从中介效应来看，长江经济带全流域主要是产业结构软化在用水效率影响绿色经济发展时发挥了中介作用，分流域来看主要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了主要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上游地区水资源总量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时表现出了中介作用，在下游地区用水效率、水资源质量影响绿色发展效率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中介效应；3）从交互效应来看，长江经济带全流域用水效率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软化之间均存在交互作用，此外还存在水量约束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交互效应，分区域来看，下游是交互效应作用范围最广的地区，用水效率与产业结构合理化、软化之间以及水量约束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软化之间均存在交互作用。

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税收竞争的中介效应

黄子琦, 刘清泉

2023, 25(2):  23-3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1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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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产业协同集聚逐渐成为当今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愈发凸显的绿色创新效应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重塑了创新发展的税收竞争格局。如何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以实现创新驱动和绿色低碳转型是当下重要且迫切的议题。为探究产业协同集聚、税收竞争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论文运用区位熵法以及超效率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10—2019年的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税收竞争纳入研究框架以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存在区域异质性；2）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且呈逐年波动递增趋势；3）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且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周边地区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本地区；4）中介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降低税收竞争程度，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提出如下建议：对于高协同集聚区，应加快打造产业协同集聚引领绿色创新发展的第一梯队；对于低协同集聚区，应积极把握政策引导，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应注重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形成“为创新而竞争”的新格局。

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格局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企业进入视角

及添正, 黄巧龙, 张天铃, 等

2023, 25(2):  37-51.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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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数据为基础，构建既能反映宏观层面生产性服务业的“存量”集聚，又能体现微观企业进入“增量”动态性的复合加权集聚指数，然后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与空间计量模型对2000—2019年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时空演变规律与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研究结果发现：1）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呈现“西低东高”的集聚分布特征，在时空演变过程中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有所缩小，且生产性服务业局部连片分布趋势与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低水平辐射区主要位于湖南、湖北与四川东部，高水平辐射区以南昌、杭州、上海等城市为核心，重庆、四川、湖北三地出现“核心突出，腹地塌陷”的极化格局；2）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分布格局，生产性服务业内部行业则表现为3种空间聚集模式，且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相比，多数子行业的空间分布更加集中化，新企业更偏向于在长江下游地区进行集聚；3）人力资本、政府支出、房价、交通通达性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核心变量是人力资本与交通通达性。最后，论文提出了基于区域异质性与影响因素分析的促进长江经济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碳补偿量化与时空格局研究

马骏, 高慧娴, 石艳秋

2023, 25(2):  52-6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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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积极实施低碳减排政策的背景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资源节约型、低碳集约型区域对我国早日实现碳中和目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论文以引导地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基于四阶段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模型测算出碳排放效率，构建碳排放量修正模型，然后在采用ESV（ecosystem service valuation）代表各地区的生态本底构建碳汇量修正模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长江经济带不同地区在人口数量、土地面积、科技水平、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先天禀赋方面的差异性，改进原始碳补偿测算模型，计算得出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碳补偿金额，并引入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探究各省市间碳补偿金额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1）引入修正系数前后计算所得的碳补偿金额差异明显；2）修正后长江经济带碳补偿金额平均值明显增加；3）长江经济带临近省市之间的碳补偿额度具有紧密的联系且相互影响；4）长江经济带碳补偿支付地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接受地区主要分布在中上游。对此提出政府应构建地区碳排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测评机制、碳补偿区域项目综合绩效评估和反馈机制，完善碳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加强制度管控，扩大绿化范围，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和人才培养。

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脱钩分析

姜翔程, 刘佳慧

2023, 25(2):  65-7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1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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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水资源问题突出且经济高质量发展不充分，把握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驱动因素以及水资源利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和谐平衡关系对推动黄河流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和熵值法分别测算黄河流域2011—2020年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并结合Tapio脱钩模型探讨水资源利用效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最后运用Tobit模型检验影响水资源利用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2011—2020年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年均值小于1，未达到有效状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两指标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均呈现下游>中游>上游；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研究期内存在波动，经历了弱脱钩—强脱钩—扩张性连接—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强脱钩的发展态势；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和政府影响力对黄河流域水资源利用效率产生了正面影响，而产业结构、用水结构则降低了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利用效率。

交通基础设施、研发人员流动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宋敏, 唐荣, 施凯杰

2023, 25(2):  76-87.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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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2008—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并分析研发人员流动的中介效应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不同的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2）交通基础设施对周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负效应，其主要原因在于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研发人员跨地区流动，提高本地区的创新要素集聚度，引起周边地区向本地区资源再配置，从而削弱周边地区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最终抑制周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分类型来看，公路对于周边地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抑制作用强于铁路。上述研究结果为地方政府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开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推动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参考。

重污染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与绿色技术创新

高枝欣, 许纪校

2023, 25(2):  88-10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09.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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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企业如何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实现发展转型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将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整合在同一研究框架，构建“主体—机制—结果”的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逻辑体系，检验社会责任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重污染企业普遍存在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不高且不均衡的现象，然而，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自身绿色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且在非国有制企业中促进作用更为显著；2）显性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即重污染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通过对高管进行薪酬或股权激励，能够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3）高管受到隐性激励，使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增强。研究结果为我国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高质量绩效提供了参考借鉴，对优化重污染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基于生态敏感性差异的农田整治投入优先序研究

吉雄娟, 程文仕, 赵文婷

2023, 25(2):  101-11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1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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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地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农田整治，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于生态脆弱区，结合生态敏感性差异来安排农田整治的先后顺序并提出合理的管控策略，是将农田整治与生态修复有机结合的重要前提，成为生态脆弱区农田整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论文以甘肃省景泰县为例，从自然和人文两个角度选取了高程、坡度、植被覆盖指数、水域、土地利用类型和道路6个生态敏感因子，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权重，并利用GIS工具加权叠加进行生态敏感性评价，据此对近10年未实施过土地整治项目区域的耕地划分投入优先顺序。结果显示：1）景泰县生态敏感区可以划分为不敏感区、轻度敏感区、中度敏感区和重度敏感区4个等级；2）农田整治投入优先序可划分为一般投入区、次优先投入区、优先投入区和谨慎投入区，并从管控风险的角度提出各个区域未来农田整治策略及其需注意的问题。研究表明：运用生态敏感性差异确定农田整治投入优先序是一种较好的方法，符合国家新型资源观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也符合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实际情况。

绿色复苏视角下“新基建”如何推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

朱智洺, 倪金鹏, 符磊

2023, 25(2):  111-12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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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碳排放即将达到峰值，自然资源制约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疫情冲击与科技产业变革也不容忽视，发挥“新基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赋能效应的必要性毋庸置疑。高技术产业具有技术知识密集、低资源消耗、低污染等特点，其创新能力能够体现产业的进步，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向集约环保型发展方式转变。论文以绿色复苏为视角，梳理了“新基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的内在理论机制，这对于科学合理地引导“新基建”的投入与使用，使之成为绿色发展、产业创新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基于2008—2020年中国28个省级面板数据，首先运用基准回归模型研究“新基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并通过变量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进行回归分析；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新基建”是否会通过成本节约效应、溢出效应及人力资本效应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来看，“新基建”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在使用不同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从地域划分看，东部地区“新基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起促进作用，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作用则不显著；3）人力资本效应是“新基建”推动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渠道，成本节约效应存在遮掩效应，而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经研究得出：我国应持续鼓励“新基建”发展，同时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推进东中西部的“新基建”投资进程，畅通“新基建”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能力提升的传导路径，使“新基建”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生态可持续、产业创新进步的利器。

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减轻环境污染了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分析

杨子豪, 沈泓成

2023, 25(2):  126-137.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1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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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从粗放型向可持续模式转换，强调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环境质量，相继出台多项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政策措施，力争发展循环经济。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政策已经开展多年，有必要对示范基地是否能够减轻城市环境污染进行综合评价。基于2004—2018 年中国 279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集，将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试点政策视为一次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对减轻环境污染的影响，以及科研投入和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科研投入和市场化程度均消极调节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对环境污染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存在规模异质性，一线城市，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对降低环境污染的影响小，而非一线城市，降低环境污染的影响大；存在区域异质性，中部城市，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对环境污染降低作用不显著，东部和西部城市，环境污染降低作用显著，尤其是西部城市；存在批次异质性，2015年批次的城市矿产示范基地试点效果最佳，2012年批次的效果则相对不明显。选用PSM-DID(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行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效应的实证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我国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在实践上有助于响应政府“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主张，为有序合理开发城市矿产、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目标提供科学支撑和理论依据。

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上的锂矿产及锂回收潜力空间分布

郑林昌, 胡雨琪, 陈格

2023, 25(2):  138-15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31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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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和锂资源供给安全，当前亟须准确掌握、测算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的锂回收潜力及其空间分布。论文利用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生产大数据、消费大数据，综合考虑新能源乘用车单位车辆储电量、装配锂电池类型结构、单位储电量锂消费强度、锂电池使用寿命等动态数据，测算新能源乘用车上的锂库存和锂回收潜力。结果显示：1）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乘用车上的锂库存和锂回收潜力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截至2021年蓄积在新能源乘用车上的锂库存已经超过2.2万 t，但短期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锂回收潜力规模并不大，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的锂回收潜力仅有730 t；2）新能源乘用车上的锂库存和锂回收潜力主要集中在重点地区和重点城市，2021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贡献了全国60%的锂回收潜力，京沪杭等18个城市的锂回收潜力占全国总体锂回收潜力的73%；3）近5年，新能源乘用车的锂库存和锂回收潜力在空间上呈现出从集中走向分散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