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核型城市群是我国城市群构建发展中一种特殊的地理现象。借鉴协同理论和增长极理论，构建双核型城市群复合系统，采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运用2011—2017年面板数据，以我国东部4个双核型城市群为案例，测度各城市群中心城市子系统有序度、港口城市子系统有序度和复合系统协同度，为此类城市群协同发展理论和实践提供一定依据。结果表明：1）4个双核型城市群复合系统协同度皆呈现增长趋势，在统计期末进入良好的协同发展状态，并表现出“高低低高”的特点；2）中心城市子系统和港口城市子系统有序度表现出同步增长态势；3）各中心城市子系统经历了一个无序发展到有序协同的历程，有序度不断提升，但有序度增长表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2011—2017年北方中心城市有序度提升势头整体优于南方中心城市；4）各港口城市子系统有序度的提高在统计期期末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高低低高”态势，总体状况不及中心城市子系统。
研究经济发展与工业生产所引起的环境压力问题能准确认识当前区域工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对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防污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EKC）和LMDI分解法，以湖南省为例，选取2000—2018年湖南省人均GDP作为经济指标，工业固废、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产生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对其工业污染状况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并从工业清洁技术效应、工业能源效率效益、工业生产结构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人口规模效应5个维度对工业污染物产生量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湖南省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产生量与人均GDP呈倒“N”型关系，工业固废、工业烟（粉）尘产生量与人均GDP呈倒“U”型关系，且各曲线均已超过拐点，湖南省经济发展与由工业生产引起的环境压力问题不断得到改善，并有延续这种改善的趋势；2）工业清洁技术效应和工业能源效率效应对工业污染物产生量有负的抑制作用，工业结构效应、经济规模效应、人口规模效应对工业污染物产生量有正的驱动作用，其中经济规模效应是促进工业污染物产生量的最主要因素。最后从减少工业污染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对湄公河流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OFDI对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影响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并建立国家产业结构升级数理模型，利用2008—2018年中国对湄公河流域五国直接投资存量和相应的经济指标，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探讨中国OFDI对湄公河流域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OFDI整体上推动了湄公河流域五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且2008—2018年推动国家产业升级指数年均增长7.31个单位；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3种效应推动了湄公河流域国家的产业升级，且相对于技术溢出效应和生产要素供给效应，生产率效应是中国OFDI推动沿线国家产业升级的最重要渠道。在“澜湄合作”背景下，强调中国OFDI对湄公河国家的积极影响，坚持鼓励性投资政策并加强政策引导作用，有助于更好地共建澜湄命运共同体。
基于“新36条”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领域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选取2014—2018年中国能源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算中国能源上市企业的经营效率，以民营资本占比测量民营资本进入程度，建立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民营资本进入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同时考察这种影响是否会随能源企业规模变化而发生结构性变化。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中国能源上市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不高，民营资本占比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2）存在企业规模的门槛效应，门槛值为805.44亿元，当企业总资产小于805.44亿元时，民营资本占比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影响不显著，当企业总资产大于805.44亿元时，民营资本占比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3）人力资本、总资产周转率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为推动黑龙江省工业强省建设，促进工业可持续发展，寻求节能减排潜力，并提升能源效率，将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测算黑龙江省工业企业能源效率。以黑龙江省13个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13—2018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和评价考虑环境因素的黑龙江省工业能源效率。研究结果显示：2013—2018年黑龙江省工业能源效率呈现上升趋势，技术和管理水平的进步起到较大提升作用；分区域来看，黑龙江省区域工业能源效率发展不平衡，西部地区能源效率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相对较差；对全要素变化指数分解可知，技术效率的提升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通过冗余值测度黑龙江省工业各投入要素的节约潜力，并依据废水和空气污染物排放量的冗余值为黑龙江省工业制定减排目标提供参考。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实现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其关键在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除了依靠国内自主研发之外，通过对外开放实现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是中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选取17个国家地区作为我国的技术外溢国，以绿色专利申请作为绿色技术创新指标，利用2007—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借助构造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省区环境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本地区的环境技术创新与地理相近地区的环境技术创新密切相关；进口贸易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所在区域的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双向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负向作用；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且OFDI渠道的国际技术溢出与国内研发资本存量的交互作用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
为探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及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本文以2010—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27个中心城市为研究样本，借助GMM估计模型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研究，同时考虑影响因素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单一产业集聚会促进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2）协同集聚比单一产业集聚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环境规制水平、利用外资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在不同集聚状态下对绿色发展效率形成差异影响；3）在协同集聚下，人力资本水平和利用外资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门槛效应。跨越门槛后协同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效果更加突出。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对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给出针对性建议。
火力发电是我国第二大用水部门，火电工业的快速扩张加剧水资源压力。加强用水定额管理、实施用水定额提标是促进火电工业节水的重要政策措施。基于全国火电机组能效水平对标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评价燃煤火电机组单位发电用水强度及其影响因素，估算落实最新版火电工业用水定额（水节约〔2019〕373号文）的预期节水量。结果表明：新版用水定额中的通用值对推动现有燃煤电厂节水改造作用较弱，假定所有机组均满足通用值标准，2020年可实现节水总量1.22亿m3，假定水资源稀缺的三北区域达到用水定额领跑值、其他区域达到先进值，节水总量提升至8.23亿m3；从各类技术的贡献来看，差异化情景下循环冷却、直流冷却和空气冷却机组的节水量分别占58.6%、18.7%和22.8%；从区域分布来看，华东和华北区域节水量均超过2亿m3，占全国总量的1/4左右，西北区域节水量为1.08亿m3，东北区域节水总量最小，为0.53亿m3。
在具有跨境河流属性的澜湄流域水资源取用过程中，澜湄合作机制立足于国际合作的政府高度，对于各流域主体的利益平衡具有重要作用。针对流域各国在无统一监管机制下可能存在跨境河流水资源取用过度等不合理的问题，基于澜湄合作机制视角，以“老挝沙湾-泰国莫达汉”两主体博弈行为为例，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各博弈主体选择取用策略的因素，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对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变化对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澜湄合作机制加大监管力度和惩罚额度、提高抽查结果反馈效率，都可以促使地方政府选择合理取用，且可由其设定的差别惩罚系数对博弈收敛周期具有“催化作用”；对地方政府而言，降低开发成本、增强效果收益、高度重视选择不合理取用带来的损失、受到来自博弈另一方的外部溢出效应减弱，都使其更偏向于在澜湄流域水资源的国际区域合作中选择合理取用策略。
目前我国水权交易体系逐渐成熟，但水权交易中的核心问题即水权交易定价机制尚未形成合理标准。为了给我国水权交易价格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探索合理的水权交易价格，研究水权交易市场发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本文借鉴澳大利亚水市场发展经验，选取2008年7月到2019年7月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流域的地表水水权交易价格数据进行研究。在构建两区制、三阶滞后的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的基础上，研究墨累-达令流域的水权交易价格在不同区制下的波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当地水权交易价格存在高波动和低波动状态，两种状态持续时间大致相同，且价格波动行为具有惯性，波动状态的变化不仅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更和澳大利亚政府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通过MS-VAR模型计算水权交易价格的预测值为交易双方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政府应健全水权交易价格监督预警机制，保障水权交易价格的合理性。
为探究电动汽车在全生命周期是否仍具有良好的节能减排效益，论文以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和纯电动汽车（BEV）为研究对象，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和GREET模型，对能源消耗及污染排放情况进行计算，并对比传统汽车（GICEV），以评价其环境效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两种电动汽车全生命周期总能耗均低于传统汽车，PHEV和BEV相对于GICEV分别减少18.94%和24.27%，在车辆行驶阶段体现出明显的节能优势；2）相比于GICEV，两种电动汽车对CO2、NOx、CO和VOC的排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BEV对CO和VOC的减排效果最好，分别减少了90.34%和44.39%，但SOx的排放量增至GICEV的2.57倍，综合来看，PHEV和BEV的环境影响负荷分别比GICEV下降了24.25%和40.72%；3）考虑负外部性时，电动汽车的纯经济成本更接近于真实成本，有利于减排；4）在未来我国能源结构得到优化的前提下，推广电动汽车的效益会更加可观。
论文基于水足迹理论，利用2004—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效益进行评价，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研究期间区域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经济效率与水资源贡献率有所提升，水资源压力不断增长；2）城镇化和水资源效益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3）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表现为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对水资源压力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减压特征,人口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与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刚好相反；4）人口和产业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门槛”现象，目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和经济城镇化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仅部分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资源型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决定了这些企业在面对日趋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时，必须通过创新来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破解环保难题。论文以2013—2017年沪深两市资源型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负二项逐步回归模型，研究中国资源型企业中政府支持、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与资源型企业创新绩效均在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对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调节作用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有助于提升资源型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并且内部控制强化了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对资源型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据此提出，政府应持续加大对资源型企业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同时应倾向于支持内部控制好的企业；资源型企业应转变观念，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在独立发展中提高自身创新绩效。
生态补偿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机制，补偿标准的确定和补偿资金的分配是生态补偿的难题。文章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利用GIS和遥感技术，分析了扬州市2010年、2015年和2018年土地利用类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确立受水区生态补偿支付标准上限，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对水源地各区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并建立补偿资金分配机制。研究表明：1）2010—2018年扬州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显著，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553.58亿元降低到467.99亿元，其中水体和水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最为显著，占比90.38%；2）受水区应给予补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20.91亿元，而支付标准上限为13.59亿元，二级服务水文调节价值占比80.02%，是补偿的核心；3）补偿顺序和补偿资金分配情况依次为高邮市（10.13亿元）、宝应区（5.08亿元）、邗江区（2.81亿元）、江都区（1.79亿元）、仪征市（0.93亿元）和广陵区（0.17亿元）。最后从明确补偿对象、建立监督机制、形成多元化补偿等角度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完善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
文章运用熵值法测度了山东省旅游经济系统的韧性，刻画了其空间格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地理探测器和障碍度模型分析了旅游经济系统的影响因子与障碍因素。结果表明：1）韧性类型方面，山东省旅游经济系统韧性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较高水平的地区仅有济南、青岛，中等水平地区主要有烟台、潍坊、临沂、济宁，较低水平的地区有鲁西北部分地区、鲁西南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鲁东南的日照等地；2）空间格局方面，高等韧性水平的青岛、较高韧性水平的济南，与位于鲁东南、鲁东地区的中等韧性水平地区相连，大致以“U”型空间格局分布，低等韧性水平地区则主要连片分布于鲁西北地区；3）空间分异成因方面，财政保障水平（X1）、居民消费能力（X4）、进出口水平（X5）对韧性空间分异格局的影响较为显著；4）障碍因素方面，旅游专业院校情况（D1）、旅游经济重构能力（C2）、旅游经济发展指数（A2）是山东省旅游经济系统韧性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
随着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愈发强烈，寻求有效手段化解绿色冲突是重大工程投资项目成功建设运营的重要支撑。论文从冲突主体和行为因素之间的影响力出发，强调绿色冲突中冲突主体与冲突行为的联动作用，构建“利益相关者—环境风险因素”2-模网络，选取2000—2018年中国发生的53起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案例，以“中间人”角色为抓手分析重大工程投资项目绿色冲突的特征及关键环节，从而化解绿色冲突带来的风险。研究结果表明，冲突网络密度为0.457 1，内部黏性较强；当地政府办公室、环境保护部门、当地民众、媒体等利益相关者不仅在绿色冲突网络中中心性最高，有最强影响力，而且向群体内外交流的角色作用也最强，有最为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和强烈的信息交流意愿。因此必须建立环境风险预警系统，把解决关键环境问题与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同时放于化解绿色冲突的首位。
水环境治理PPP项目中政府和社会资本方之间的博弈行为将会影响项目的治理效果。论文为研究利益主体的合作机制，构建以水环境治理特点为基础的“政府-社会资本方”的演化博弈模型，以政府（监管，不监管）和社会资本方（积极合作，投机）为策略建立支付矩阵，根据不同的博弈行为分别讨论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揭示了各行为因素对于理想稳定策略（监管，积极合作）的影响，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算例仿真分析。结果表明：当政府的监管成本和社会资本方的努力成本降低、双方积极合作时获得的收益较多、政府对社会资本方治理行为的奖惩力度加大时，双方行为的演化越趋向于共赢的局面。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完善监管制度、优化奖惩机制、促进技术创新等有利于水环境治理项目高效实施的建议，以促进在实际项目中提升双方合作效益。
煤炭开采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影响了矿区的可持续发展。为探究煤矿开采对地表植被覆盖度的影响，文章结合当前的研究趋势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以晋城市1987—2011年Landsat TM遥感数据和晋城市煤矿分布图为依据，利用ENVI 5.1中的Flaash进行辐射定标、大气校正以获得辐射亮度值，通过拼接、裁剪、波段运算得到DVI、NDVI、PVI 三种植被指数的平均值，通过对比分析这3种植被指数长时序的变化，获得矿区和非矿区地表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趋势。此外，采用SPSS软件中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探究矿区与非矿区之间的植被覆盖度差异。研究显示：1）矿区与非矿区DVI、NDVI的p值分别为0.048、0.036，均小于0.05，表明矿区的植被覆盖度显著低于非矿区植被覆盖度，且矿区DVI、NDVI值较非矿区分别低199.103、0.070；2）矿区DVI和NDVI值在2009年附近发生转折，植被覆盖度年平均上升率达到24%，表明煤矿兼并重组政策对于生态环境改善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水资源配置不仅要满足居民对生产、生活以及生态用水的需求，同时也要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论文从水量、宏观经济以及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配置文献进行梳理，基于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和均衡性，将水资源划分为生活、生态、农业和工业用水，并从水幸福的视角，建立水资源配置的效用函数，以居民幸福感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从供给、需求以及水质进行约束，建立水资源配置效用模型，最后以洛阳市水资源配置状况为例，在保持水资源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得出：现有水资源配置状况不能使居民效用最大化，当生活、农业、工业及生态用水分别调整为2.62亿m3、5.91亿m3、4.42亿m3和3.96亿m3时，居民用水效用可从2.97提升至3.96，表明模型在优化水资源配置状况方面具有一定的成效。
当前俄罗斯正在进行立法改革以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其中改革的重点是国家管理体系中的劳动保护、工业安全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过去的立法体系侧重于对受伤员工提供健康补偿和医疗救护，而新的立法体系则以预防为主，以期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和运行规则，提高安全生产水平、普及安全文化教育，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新标准强调企业必须进行职业风险评估，并将职业风险评估纳入企业工作管理体系。论文以采金业为例，选取伊尔库茨克州波戴波区金矿露天采场为研究案例，探讨了现代化职业风险评估的方法，明确了职业风险评估首先要进行危害鉴别，编制了风险源管理档案清单。采用实测员工风险因素的“记分法”和数学模拟“矩阵法”完成了伊尔库茨克州波戴波区金矿露天采场主要职业的风险评估。研究表明: 在钻井爆破作业场所，由碎石的喷射、粉尘的排放和噪声效应引起的危险为不可接受风险，通过实施安全生产制度（即遵守安全标准和技术要求、为工人提供防护装备）,可将高风险和不可接受风险化解为可接受风险；阐述了高风险职业，编制了风险手册，提出了改善工作条件的首要措施是消除影响爆破手和钻机操作员的有害因素，并为员工提供能更有效预防噪音和振动的个人防护用品。
战略性金属矿产具有独特的材料性能，在国家发展新能源、信息技术、国防军工等高尖端产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不同战略性金属矿产间可能存在价格联动效应，其价格波动会对高新技术产业或产品的经营成本和产品竞争力造成影响。论文以锆、铬、钴、锂、铝、镍、锑、铜、钨、锡10种战略性金属矿产为研究对象，从价格联动视角切入，用复杂网络的方法，以10种金属矿产价格为节点，通过对矿产价格间的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测算欧氏距离、相关系数、涨跌联动确定网络中的边，由此构建10种金属矿产价格的多维联动网络。通过研究发现：1）网络的连通性与集聚性较强，矿产的价格波动可以相互影响且影响的传导速度较快；2）多维价格联动网络虽然分析角度不同但是集聚系数等网络指标存在相似性；3）锡的价格能直接影响的金属矿产价格较多而且可以迅速影响其他矿产的价格，网络中其他矿产价格联动变化时大多会经过铬的价格；4）锡、铜、锑、铝在价格传导联动过程中子群凝聚性较强，其中锡和铜组成的子群更稳定，凝聚性最强。
利用SBM模型（slack based model）计算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并与传统的经济效率、环境效率测度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其动态变化规律，然后分别利用Moran's I指数、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其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以期确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机制，为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利用与优化配置提供参考。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绿色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上游、中游地区下降趋势明显；水资源绿色效率存在空间集聚效应；邻省的经济水平、环境规制、工业化水平、第三产业占比对水资源绿色效率有明显抑制作用，而邻省的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资源禀赋、农业用水比重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建议建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加强城镇化建设，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加大对环境治理的资金与技术投入。
选取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采用OP法测算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微观企业视角分析土地出让市场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异质性特征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土地出让市场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土地出让市场化改革对位于中西部地区、所在省份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所在城市财政压力较小地区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用更大；土地出让市场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和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此，为了使土地要素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政策制定方面要运用土地出让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土地市场化出让水平，更好地发挥企业的土地融资功能，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动态良性循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为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工业集聚与水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和水环境污染表现出先降低后增强的“U”形变化特征，说明工业集聚水平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水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工业集聚水平下，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表现出不同的外部性特征；工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具有显著的双门槛作用；随着各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减排作用表现出先强后弱的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资源型城市转型已成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在调整城市转型的速度、方向和规模上具有重要作用。基于政策工具视角，运用政策工具分类、内容编码、频数统计等方法，结合PMC指数模型，对国家47项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进行量化分析评价。结果表明：各层面政策工具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衡，政府偏向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从政策发展过程来看，政策工具使用不连贯，其中监督、评价环节政策工具存在空缺；47项政策的PMC指数等级均为合格以上，PMC曲面位于坐标轴的较高水平，但部分政策在某些评价变量上的得分较低。平衡各类政策工具结构，从多维度评价政策优劣，可充分发挥政策工具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先导作用。
选取10项典型的水资源污染防治政策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挖掘和PMC指数模型构建评价体系。根据PMC指数和PMC立体曲面图对水污染防治政策进行评估，以期为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建设“人水和谐”的水环境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0项政策中有1项达到完美级别，5项为优秀级别，4项为可接受级别，10项政策的PMC指数平均值为8.17，我国水资源污染防治政策设计整体较为合理。最后根据评估结果并结合我国水生态治理情况，提出了以下优化建议：政府主导构建协同共治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监督与管理；资金与技术“双管齐下”，增加政府资金投入，鼓励市场资本投资，强化技术支撑；构建多元均衡的政策工具体系，组合使用多种类型政策工具；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加强生态文明理念宣传。
水信息披露正在成为高水敏感企业向资本市场传递信号并获得投资回报的重要因素，企业是否以及如何披露水信息开始成为政府、社会及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以2016—2018年沪市A股化工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从企业特征、内部治理、财务状况以及外部影响因素4个视角探究了其对水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上市年限、资本密集度、总资产收益率、社会监督压力与水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董事会比例、托宾Q值与水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而股权集中度、资产负债率、设备更新率及企业所处区域经济水平对水信息披露影响不显著，未通过模型检验。为了提高化工企业的水信息披露质量，提出了建立水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和财务状况、强化外部监督机制等相关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