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2年 第24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2-02-20
    非主题来稿选登
    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管理模式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
    马俊杰, 张建平, 刘晓鸿, 等
    2022, 24(1):  1-7.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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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对41个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所在地县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统计分析,针对中国世界地质公园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借鉴世界地质公园发展理念,提出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所在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后,所在地县域经济就加入当年及之后连续3年的平均水平而言,在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等方面有显著提高和改善。建议加强和完善中国世界地质公园所在地人口、资源与生态环境、经济与社会发展、历史与文化数据库建设,用《国际地球科学和地质公园计划章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操作指南》指导中国世界地质公园的管理和开发利用,加强中国世界地质公园之间的交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地质公园管理模式和发展路径,并将地质公园建设与“两山”理论和绿色发展理念相融合,促进地质公园所在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战略性矿产资源全产业链理论和研究前沿
    安海忠, 李华姣
    2022, 24(1):  8-1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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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进入第4次工业革命和第6次科技革命叠加的新时期,新兴产业带动了锂、钴、镍、稀土等诸多矿产资源的需求。为了保障本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安全可持续发展,世界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均在加紧部署,保障战略性和关键性矿产资源的供应,并根据本国国情发布了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目录清单。矿产资源安全不仅涉及上游资源的供应安全,还包括产业链中间品生产加工和流通过程的安全。在系统梳理中、美、欧、日等4个国家和经济体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最新政策和目录清单的基础上,从战略性矿产资源全产业链界定、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研究进展和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研究挑战与方向3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归纳,提出了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研究的4个主要前沿课题:1)全产业链系统边界和全产业链视角下资源安全新内涵;2)“贸易-生产-循环”全球产业链资源流动复杂系统构建;3)“双碳”目标下如何保障矿产资源全产业链可持续发展;4)创新链、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资本链的相互影响机理。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北京市森林碳汇潜力分析
    张颖, 李晓格
    2022, 24(1):  15-2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90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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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算北京市森林资源碳储量和价值量,预测北京市森林碳储量及碳汇潜力,为北京市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和林业碳汇减排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提供参考。利用1973-2018年9次中国森林资源清查数据中北京部分数据,采用森林蓄积量法核算北京市森林资源总的碳储量及其变化情况,并按照不同林种分类核算森林资源的碳储量和价值量。采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和幂函数模型联合预测北京市森林资源碳汇发展潜力。研究表明:1)40多年来,北京市森林资源单位面积蓄积量平均为29.98 m3/hm2,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3.56 m3/hm2,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森林资源总碳储量从571.80万t增加到3 476.51万t,年均增加碳汇量69.16万t。其中,森林碳储量从101.88万t增加到1 157.75万t,年均增加碳汇量25.14万t。森林平均碳密度从5.09 t/hm2增长到16.12 t/hm2,但与全国森林平均碳密度41.50 t/hm2相比,还有较大增长空间。2)北京市林木碳储量价值从1976年的6 706.66万元增加到2018年的143 088.61万元,年均增加3 247.19万元,年复合增长率达7.56%,其中,人工林碳储量价值量年均增长13.70%。3)GM(1,1)灰色模型预测,2030年北京市森林碳储量可达到2 255.69万t,2018-2030年年均碳汇量为91.50万t,预计2030年北京市森林蓄积量可达到4 748.83万m3;幂函数模型预测,2030年北京市森林碳储量达到2 931.82万t,2018-2030年年均碳汇量为147.84万t,预计2030年森林蓄积量可达到6 172.26万m3,森林覆盖率达到61.77%,可以实现北京市森林城市规划目标,也可以实现北京市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在不考虑经济、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基于森林生物量和蓄积量的变化,北京市森林碳储量和价值量都是增加的,北京市森林碳汇潜力较大,能够为北京市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发挥较大的作用。
    基于熵权法TOPSIS模型中国钛资源供应安全评价
    屈金芝, 张艳松, 张艳, 等
    2022, 24(1):  26-3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70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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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研究复杂条件下我国钛矿资源安全形势,本文构建钛资源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TOPSIS模型对中国钛资源2000-2020年供应安全形势进行评价。首先,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外部安全环境演化形势,界定矿产资源安全内涵,提出应重点关注供应风险、需求形势、市场风险和地缘安全4个维度,并进一步分解为商业环境、国内外供应潜力、消费增速等8个具体指标;其次,利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构建中国钛资源安全评价加权矩阵;最后,利用TOPSIS模型确定不同指标正负理想值,选用欧式距离计算中国钛资源安全评价指标到理想解的距离,进而对中国不同时间钛资源供应安全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中国钛资源供应安全影响因素中需求形势、供应安全、地缘安全和市场风险重要程度依次降低,其中,对外依存度(25.9%)、国内供应潜力(17.4%)、供应通道安全性(13.4%)和商业环境(12.3%)是中国钛资源供应安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我国钛资源安全指标从2000年的0.842下降到2020年的0.290,资源供应安全总体形势逐步恶化;2000-2020年我国钛资源军事安全评价指标从0.125下降至0.008,供应安全从0.297下降至0.024,商业环境指标从0.122下降至0.024;当前,制约我国钛资源安全的主要因素是资源运输通道军事保障能力较弱、进口来源国政治稳定性差、国内资源储量消耗较快。为保障我国钛资源供应安全,提出如下具体应对建议: 加快军事投送能力,保障远洋运输安全;参与国际矿业治理,构建新型矿业格局;优化体制机制环境,支持海外矿业投资。
    浙江省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度分析与预测
    童纪新, 任丁维
    2022, 24(1):  37-4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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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浙江省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关系,预测两者的耦合协调趋势,为实现浙江省科技绿色发展、水资源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参考。基于2010—2019年浙江省11个城市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相关数据,建立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最小相对信息熵原理确定各指标权重,分别计算科技创新系统和水资源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并分析其变化情况。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并分析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最后采用GM(1,1)灰色模型预测未来6年的协调度发展趋势。研究发现:1)2019年浙江省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系统发展水平分别为0.398 1和0.458 7,年均增速分别为14.62%和3.94%,相比水资源环境,科技创新总体水平更低,但其发展速度更快,同时两个系统均存在地区差异;2)11个城市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关系表现出上升态势,浙江省整体耦合协调度由从0.411 3上升至0.636 8,2010—2013年为濒临失调,2014—2017年为勉强协调,2018—2019年实现初级协调;预测结果显示6年后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系统处于良好协调阶段,但年均增速放缓,由4.98%下降至4.58%;3)浙江省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表现出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格局,而且在未来6年内未发生显著变化。2010—2019年浙江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优化水资源环境,促进了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协同发展,但11个城市之间存在空间差异,未来科技创新和水资源环境仍将朝着更加协调的方向发展。基于此,提出了增强科技创新和改善水资源环境、预防未来耦合协调度增速放缓、缩小地区差异等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实现科技创新与水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基于改进SIR模型的黄河流域产业优化仿真研究
    尹庆民, 诸清
    2022, 24(1):  46-5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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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及高级化水平,分析影响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发展的因素,为黄河流域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建议与参考。根据2009—2018年黄河流域三次产业产值数据及就业情况,利用Hamming贴近度、Moore结构指数测算流域产业的合理化及高级化水平;在无标度网络的情形下,根据得出的结果,结合改进SIR模型对产业优化效果最为显著的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1)从横向来看,黄河流域下游的产业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贴近度最高,中游次之,上游的贴近度最低,其中上游的平均得分为0.783 4,中游为0.795 6,下游为0.817 6;从纵向来看,合理化程度逐渐上升,产业状况整体呈向好发展态势,但上中下游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2)从区域维度来看,下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最高,平均值达到了8.792 0,上游地区与中游地区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均值分别为6.296 0和6.305 5;从产业结构变动速率来看,下游地区从2009年的1.597 7上升到2018年的15.895 1,增加了14.297 4,中游地区上升了9.183 4,上游地区上升了9.536 9,三大区域总体呈现“上游崛起、中游起伏、下游领先”的发展格局;3)在产业的初始比例以及产业优化成功率和失败率不变的情况下,调整产业影响力对优化结果几乎不起作用;而调整优化成功概率及优化失败产业再优化可能性时,产业优化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结合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现状及仿真模型的研究结论,黄河流域各省(区)政府应加大产业优化支持力度,注重对失败产业的再升级指导;中上游地区应把握“一带一路”政策机遇,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而下游地区则应注重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加强区域间的产业合作。
    淮河生态经济带PM2.5的时空演变特征
    庞庆华, 向敏, 周未沫
    2022, 24(1):  55-6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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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大气污染的时空演变特征,探索城市大气污染类型变化与邻域的关系,为该区域制定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治政策提供参考。利用2015—2019年淮河生态经济带28座设区市的PM2.5浓度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和马尔可夫链方法分析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大气污染的时空演变特征,构建空间马尔可夫链来探讨城市大气污染类型的转移与邻域大气污染类型的关系。研究表明:1)淮河生态经济带大气污染逐年好转并呈现出夏季低、冬季高的季节性特征,但除了7月、8月、9月,淮河生态经济带年均PM2.5浓度值仍然高于国家二级标准限度值,大气污染依旧严重。2)淮河生态经济带低浓度类型和较低浓度类型的大气污染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相比之下,中高浓度和高浓度的大气污染类型的稳定性较差,转为其他污染类型的概率较高。而且空间位置对城市大气污染类型转变影响显著,在不同的空间滞后条件下,邻域大气污染类型对某城市的大气污染类型转移的影响也不相同。3)淮河生态经济带大气污染类型呈现出从西北向东南依次降低的空间演变格局,且整体上有持续向低污染类型演变的趋势,区域差异性逐年减小。淮河生态经济带城市大气污染情况逐年好转,季节性明显,空间分布差异大。在考虑空间滞后条件下,淮河生态经济带大气污染类型的转移会受到邻域大气污染情况的影响,因此在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制定上,有必要考虑联防联治,尝试构建大气污染跨域协同治理系统和大气质量评价体系。
    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申伟宁, 夏梓莹, 苏爽
    2022, 24(1):  65-7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1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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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梳理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的文本脉络,探讨各地方政府间的大气污染治理合作意向,为跨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实现提供参考依据。利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法,基于2009—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构建包含“时间、主体、类型、词频、工具、数量”的大气污染治理政策分析逻辑框架,明确当前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演变规律。研究表明:1)从政策发文时间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政策经历了初步发展期、平稳过渡期与治理稳定期3个阶段;2)从政策发文主体来看,各市发文主体差异化明显,北京、天津、石家庄三地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其余地市较为单一,以市政府发文为主;3)从政策文本类型来看,大气污染治理政策主要集中于“通知”类型,占比高达73%,其余文本类型虽有涉及但频率较低;4)从政策文本词频来看,高频词主要集中于“污染”“企业”“防治”,政策文本来源分别为164件、127件、110件;5)从政策工具类型来看,主要偏重于管制型政策工具,占比达4357%,远高于市场型和自愿型政策工具;6)从政策发文数量来看,各城市发文数量差异较大,联合发文数量较少,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程度较低,互动性明显不足。京津冀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系统性工程,要重视多元治理模式、重构新型的政府网络关系以及进一步提升协同治理水平,共同应对大气污染治理问题,实现跨区域大气污染治理的常态化,从而形成大气污染跨区域联防联控联治的协同机制。
    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多尺度研究
    吴姣, 刘润, 黄敏
    2022, 24(1):  73-8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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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中游地区作为我国东中西部发展的传导区,是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着力点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探究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长江中游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以长江中游为研究区域,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从长江中游整体、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外部以及市域多个尺度,定量测度2005年、2010年、2015年、2017年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在此基础上,采用GeoDa软件对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进行全局和局部自相关检验。研究表明:1)长江中游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不断上升,耦合度始终保持在拮抗阶段,协调度从初级失调向初级协调转变,2017年长江中游整体协调度为0.53;2)长江中游4个城市群城镇化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波动较大,2017年,除长株潭城市群协调度达到0.6,进入中度协调之外,其余城市群仍为初级协调,各城市群内部与城市群外部协调度为0.57~0.62,差异较小;3)市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具有空间差异,中心城市有先发展优势;4)国家政策支持、产业转型、地方发展是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不断提升的根本原因;5)协调度空间差异主要集中在安徽和湖北,高高集聚区主要在江淮城市圈东部,低低集聚区逐渐减少至零。长江中游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程度不断上升,但其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实现长江中游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基于POI数据的武汉市产业空间格局分析
    陈翠芳, 陈晓丽
    2022, 24(1):  86-9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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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武汉市各类产业空间差异化的集聚性特征,划分武汉市产业圈层结构,为武汉市产业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以武汉市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为基础,建立产业活动分类基准,采用ArcGIS软件的空间核密度分析武汉市产业集聚特征,利用标准差椭圆测算产业的中心性和方向性,并以产业空间布局特征划分武汉市的产业圈层结构。研究表明:1)武汉市农林业呈现出“两核多点”的集聚态势,采矿业在黄陂区和江夏区呈现出块状与多点集聚格局,而其他产业均呈现主城区核心集聚和乡村多点集聚特征,其中第三产业的次级中心围绕着新城发展。2)各类产业发展方向均为东北—西南方向,其中制造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主要是沿主城区长江沿岸向外扩展。3)武汉市产业发展具有典型圈层结构特征,外圈层以第一产业和采矿业为主,中间圈层以其他第二产业和部分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为主;而内圈层以医疗,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服务业为主。围绕“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应对武汉市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新态势,武汉市未来产业可依托陆港枢纽、空港枢纽和科技发展优势,引导产业向西北—东南方向集群式发展,而产业空间将仍是以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为核心内圈层,以现代专类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集聚中圈层,以乡村新产业新业态为融合外圈层的“一核多点三圈”格局,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域一体化、创新能力与绿色发展——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曹颖, 周钦
    2022, 24(1):  96-10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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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含有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DEA模型对各省(直辖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运用相对价格的方差测算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利用加入滞后一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1)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整体呈“U”型趋势,2006年下降至最低点0.492。长江下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最高,上游次之,中游最差。2)1998—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市)一体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在2014年达到峰值,均值为1.527。长江经济带各省(直辖市)一体化变动趋势大致相同,历年长江经济带平均一体化指数为0.687。长江中游一体化程度最高,上游次之,下游最低。3)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时间惯性和空间溢出性,区域一体化程度对地区绿色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创新能力对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绿色发展无显著影响,对长江中游地区影响显著;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创新能力能得到扩散,其交互项系数平均值为01,能对地区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4)上游地区间创新合作是促进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中游地区区域一体化和创新能力结合给生态环境带来负效应,下游邻近地区一体化程度越高,绿色发展效率越差。各地区绿色发展具有很强的联系性,区域一体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能对地区绿色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区域一体化和创新能力的结合能够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生态环境的改善。各地区应加强区域合作和创新,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寻求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创新技术合作,减少低效的创新投入。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宋敏, 张媛媛
    2022, 24(1):  107-11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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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空角度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水环境污染状况,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为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基于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用Moran's I指数研究水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再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呈上升趋势,其中上游地区水环境污染增速较快,下游和中游地区有所放缓,水环境污染得到一定控制;2)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3)从异质性角度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显著抑制水环境污染,在经济矩阵下效果最为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并不明显;4)从溢出效应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减轻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但没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果明显,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效果不显著。目前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状况仍不容乐观,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治理效果最好,但公众参与也应该提上日程。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方式来治理,此外还需要建立空间意识,加强联合治理。
    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用水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研究
    章恒全, 徐甜甜, 张陈俊
    2022, 24(1):  115-12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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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算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用水量的影响因素分解效应,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用水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态势,探究其脱钩关系,为制定工业用水相关管理政策,缓解水资源消耗,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基于2001—2018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时序数据,采用LMDI模型分解该地区工业用水量变化的影响因素。利用Tapio弹性指数分析长三角地区工业用水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状态。在此基础上剔除经济产出效应对工业用水量的影响,进一步构建脱钩努力模型,考察其他影响因素对工业用水量减少的脱钩努力程度。研究表明:1)工业用水量的影响因素可分解为四大效应,其中,节水技术累计效应为-731.01亿m3,主要抑制工业用水量上升,产业结构效应对工业用水量的影响随时空演变而变化,经济产出累计效应为644.00亿m3,人口规模累计效应为71.08亿m3,均促进工业用水量上升,前者影响更为显著;2)长江三角洲地区整体呈现出从弱脱钩转向强脱钩的态势,各省市脱钩状态存在差异;3)长江三角洲地区各省市节水技术效应脱钩努力指标值总是大于0,该效应脱钩贡献始终最大,产业结构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的脱钩努力指标值时常小于0,脱钩努力程度偏小,且随省市变化有所不同。节水技术进步是抑制工业用水量上升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调整是促使工业用水量下降的次要因素,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都是导致工业用水量上升的重要因素。长江三角洲地区应坚持技术改善与政策引导齐头并进,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协同配合,实现区域经济与环境平衡发展。
    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关系的地区差异研究
    舒欢, 李妍
    2022, 24(1):  126-13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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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算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和融资约束水平,并明确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和融资约束关系的地区差异,为房地产企业提供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缓解融资约束的新方向。以2012—2019年我国沪深A股房地产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和讯网数据和企业财务指标数据计算企业的总社会责任和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用代理变量SA指数衡量融资约束,并按照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划分房地产企业所归属地区。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总企业社会责任、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与融资约束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1)我国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的平均水平为34.145,还处于有大量提升空间的起步阶段,各地区的表现情况为东部最佳,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全国融资约束程度的平均水平为-3.787,融资方面受到较大限制,各地区的受限情况为西部最强,东部次之,中部最弱。2)无论是全国整体还是各地区的表现,房地产企业社会责任和融资约束均为负相关关系,即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越好的房地产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更小;相较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最明显,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3)东中西部房地产企业对股东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均会对其融资约束产生显著性的负向影响,而其对社会的责任影响不明显;对政府、消费者、员工和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约束关系,由于房地产企业所属地区不同会呈现地区差异。中国房地产企业基于融资导向履行社会责任时应考虑地区差异,实施针对性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和差异化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以最大程度缓解融资约束。
    中国区域经济和产业的空间布局演变特征分析
    陈晨
    2022, 24(1):  136-147.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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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中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特征以及产业空间布局变化对整体经济的驱动关联作用,进而提出南北方、东西部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宏观政策建议。通过重心理论运用集合经验模态分解法(EEMD)和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以基于时间序列具有多尺度周期波动的视角,重点分析1952—2014年我国区域经济重心的变动特征及其与产业重心移动的关联性。研究发现,经济重心的变动是由准9 a、准20 a、准50 a的周期波动与趋势项复合而成的,在纬度向上主要以长周期要素(方差贡献率63.76%)和固有趋势决定,在经度向上主要以短周期要素(方差贡献率7598%)与固有趋势决定。产业重心移动和经济重心变动的关联性在纬度向上显示第一产业与经济的关联性逐渐减弱,第二产业和经济的关联性一直较强,第三产业与经济的关联性逐步增强;在经度向上,三次产业重心的移动均能影响经济重心的变动,且第三产业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关联度逐渐增加。通过剥离周期性波动因素,显示经济重心的变动趋势是向南、向西移动,但由于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向南、向东移动受到的拉力较大。经济重心的实际移动和固有趋势存在差异,从而表现出区域经济空间布局的不均衡。均衡国民经济空间布局既需要政策、战略的调整,也需要遵循市场力量,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南北方的差异主要在于市场发展的程度与产业升级的速度,北方应遵循产业演替的规律,提高市场化程度,加快发展符合要素结构和比较优势的第三产业。东西部的差距主要在于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西部需要完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对不同层次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服务质量,承接东部转移的符合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实现东西部产业和要素的良性互动。
    基于生态安全县域的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以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安仁县为例
    曾嵘, 张小红, 冯兆华
    2022, 24(1):  148-15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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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基础性工作,针对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展研究,既可以维护农业生态安全,确定农业生产格局,又可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平衡关系,从而提升国土空间的治理能力。本文以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为研究对象,对该县的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评价,并进行农业开发潜力、风险识别、农业空间划定研究。研究表明:安仁县农业资源禀赋较好,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III级及III级以上的土地面积达到63 705.49 hm2,占县域总面积的43.57%;农业开发潜力土地面积达到18 678.51 hm2,占县域总面积的12.77%。安仁县属于南方山地丘陵地区,水土资源、环境条件良好,区域农业开发潜力高,但农业发展受生态限制因素影响较大,在耕地保护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生态安全风险及矛盾冲突。经调查分析,存在冲突土地面积达到7 105.15 hm2,占县域总面积的4.86%。依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空间格局特征识别农业空间,划定安仁县农业空间土地面积为49 616.65 hm2,占县域总面积的33.93%,并且明确了该县属于“两盆地一走廊”的农业发展空间格局。这为锁定农业综合治理靶区,提高国土空间治理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等级受生态保护重要性、土地资源、水资源、自然灾害等多种要素影响。安仁县的现状耕地、永久基本农田、耕地后备资源与生态保护极重要、极敏感地域重叠较多,且在承载能力低区域存在大量种植园地、养殖坑塘等农业用地。关注山地丘陵地区耕地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因地制宜、善加利用各等级农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土地,对于有效化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生态风险意义重大。
    新发展理念视角下黄河流域9省高质量发展评价与空间分布研究
    马瑞
    2022, 24(1):  160-171.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7.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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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测算流域内9省(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方面的发展指数,分析这5个方面的空间相关性,判断各省的发展趋势,既是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前提,也能够为黄河流域各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提供参考。本研究以“新发展理念”为理论框架,选取黄河流域9省2016—2018年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的指标,利用熵权法计算5个方面的综合指数,解释分析各省的高质量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测算黄河流域9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个方面发展的空间相关性。结果显示:从纵向来看,多数省份的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协调发展、共享发展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横向来看,山东的创新发展综合指数具有相对优势,于2018年达到了9省3年来的最高值,并且山东的开放发展综合指数具有绝对优势,3年一直高居9省第一。四川的协调发展综合指数具有相对优势,2018年达到了3年间9省最高,而且四川的共享发展综合指数具有绝对优势,3年一直位列9省第一。青海在绿色发展综合指数具有绝对优势,连续3年保持了9省第一名的位置。从空间相关性分析来看,2018年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的创新发展呈现“低-低”集聚状态。2017—2018年内蒙古、四川、青海、宁夏的绿色发展呈现“高-高”集聚状态。经研究表明,黄河流域9省的高质量发展存在着协调、共享两个方面的短板,可以采取政策倾斜、加大投入、精确攻坚等措施以弥补不足,实现全面发展。另外,黄河流域上游省份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方面显示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加强该区域在创新、绿色两个方面的协同合作对于推动上游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