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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第24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2-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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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产业升级研究综述：现实困境、影响因素和可选路径

张琳, 葛建平

2022, 24(2):  1-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201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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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地缘经济政治博弈加剧，我国稀土产业迈入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何破解稀土产业升级难题，选择高质量、高效率的升级路径，是当前亟需关注和解决的重要课题。学界主要围绕稀土产业升级的现实困境、影响因素及路径开展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然而，目前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在研究对象上，包含前端采冶环节的整个产业链升级的探讨不足；在研究方法上，适当引入定量分析有助于识别稀土产业升级的机理与选择合适的路径；在研究内容上，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和多链协同升级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未来应增加对稀土采选、冶炼加工和应用环节整个产业链升级的研究，综合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丰富稀土产业升级机理及多链条协同升级路径的研究。

我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界定、困境与路径：文献综述

杨洪波, 王如意, 彭民, 王甲山

2022, 24(2):  10-18.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6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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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城市，如何走出一条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生态式高质量发展之路，需要进行总结和分析。【方法】以中国知网2011—2020年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借助CiteSpace梳理了中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的研究热点迁移情况。【结果】结合主题词频次，采用可视化及时区分析发现：“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热点从可持续长效机制、低碳转型路径与模式、生态转型效率评价演变到绿色发展。随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推进和新发展理念的完善，2017年后“高质量发展”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结合学者的研究，从绿色、协调、智慧和民生4个方面界定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从生态转型、创新发展、智慧手段以及民生改善4个方面理解了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目标要求，并从经济高质量角度梳理了学者对城市转型发展能力测度方面的研究；结合当前研究热点，从资源环境、技术创新、区域发展和社会环境4个方面分析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困境；结合现代智慧技术，从资源环境、技术、区域协调和民生4个方面提出了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创新路径。【结论】研究认为构建有针对性和引导性的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测度体系会成为未来研究的重点，新发展理念下的生态式发展、智慧式转型是实现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方向。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生态、管理和资金支持进行革新；以智慧生态建设为手段，在资源环境、技术、区域协调和民生等方面进行突破性创新，有助于资源型城市摆脱现实困境，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

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研究综述及前景展望

丁童慧, 陈军飞

2022, 24(2):  19-2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8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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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能源和粮食在人类生产生活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逐渐形成了一种极具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关联关系，即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WEF-Nexus）。目前有关WEF-Nexus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本研究对当前国内外WEF-Nexus的相关研究内容进行综述，从而为未来其他学者开展WEF-Nexus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价值。通过文献调查法，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从概念内涵、相关理论及模型方法3个维度总结归纳WEF-Nexus概念及理论方法研究进展。研究发现在概念界定方面，目前还未形成被广泛认可的说法；在相关理论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系统论、方法论、协同论等不同理论方法研究WEF-Nexus；在模型方法方面，目前主要有针对纽带关系的专用模型和适用于纽带关系的通用模型，研究工具主要分为定性研究工具和定量研究工具。此外，基于协同、安全、风险及优化等视角梳理WEF-Nexus的相关研究进展，结果表明目前WEF-Nexus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主观性较强，WEF安全纽带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全评价方面，有关安全管控等方面的研究稍欠缺，WEF-Nexus风险诊断及预警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由于WEF耦合系统的复杂性，构建WEF系统优化模型具有一定的难度，且现有文献多以研究区域或流域WEF系统的优化为主，鲜有城市或家庭层面的优化研究，因此，提出未来WEF-Nexus研究的发展方向，即绿色发展下WEF-Nexus协同发展理论研究、WEF-Nexus互馈及演化机理、基于大数据技术的WEF综合决策分析平台以及重大突发事件下WEF-Nexus风险诊断预警等是未来WEF-Nexus的研究重点。

基于DPSIR-TOPSIS模型的区域生态安全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吕添贵, 孔安妮, 汪立

2022, 24(2):  30-41.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9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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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客观识别与评价区域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并诊断其影响因素，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以生态文明示范区江西省为研究对象，基于DPSIR模型框架构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TOPSIS法评价研究2006—2018年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结合障碍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并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生态安全子系统两两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基于评价及诊断结果提出优化路径。【研究结果】1）江西省生态安全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6年的0.436增加到2018年的0.464，年均增加0.002 2，但各地市生态安全综合贴近度和生态安全等级差距较大；2）生态安全响应子系统、驱动力子系统与影响子系统均呈现上升趋势，且驱动力与影响时间序列变化步调一致性较为明显，而压力子系统和状态子系统生态安全水平均下降，且生态安全子系统两两之间耦合度均大于0.97，处于高度协调程度，说明在子系统相互影响过程中良性耦合程度较高；3）各地市生态安全等级差距较大，介于临界安全等级（III）较多，距离基本安全等级（IV）状态仍有较大差距，达到安全状态等级（V）仍需较长时间；4）江西省生态安全水平受到科学技术支出、人均水资源量、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废水废气治理设施处理能力、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人均GDP等因素综合影响。【研究结论】通过强化生态环境经济政策响应，提高生产领域环境绩效，推动区域产业优化和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有助于提高区域生态安全水平。

绿色创新背景下长三角地区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田泽, 肖芊芊, 陈柯婧, 梁伟

2022, 24(2):  42-5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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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是我国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基于绿色创新战略视角，聚焦我国长三角生态效率问题，揭示长三角生态效率的地区差异和演进特征，以此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以长三角4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以2008—2019年为观测期，利用SBM模型测度生态效率，并对无效率城市进行冗余度和不足度分析，使用Tobit回归模型识别影响生态效率的关键因素。结果显示：1）长三角地区整体生态效率较高，核密度分布主体在0.8右侧，但是整体生态效率呈波动趋势，且地区之间差距较大，两极分化相对严重，区域内有5个效率较低的资源型城市，有9个最优效率的示范城市，安徽省内中低效率城市比例占到了81.25%，高于其他省市；2）影响因素方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城市规模对其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保护投入和对外开放水平对生态效率有显著的负向作用，科技进步水平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建议加快构建长三角区域环境信息和技术资源的共享交换平台，加快生态环境标准统一、环境监测统一和环境监管执法统一；总结并推广长三角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充分发挥示范区的引领和先行作用，加强示范区与追赶区之间的环境治理合作；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根据城市功能定位制定差异化人才引进计划；拓展协调开放格局，发挥外商投资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发挥政府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完善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机制等。

长三角区域双向水足迹生态补偿演化博弈研究

朱智洺, 姚婷, 郭伶俐

2022, 24(2):  54-6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8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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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需要高度重视长三角生态文明建设。现今长三角地区水资源短缺和水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依然严重，且水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本身存在的外部性导致跨区域水资源保护机制无法顺利实施，如何解决水资源生态补偿问题成为长三角地区协同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水足迹理论构建2008—2017年长三角双向水足迹生态补偿标准计量模型，并在引入中央政府“约束-激励”机制下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相关主体的博弈决策，从而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策略，最后从不同主体角度提出相应的对策。研究发现：1）长三角地区为虚拟水进口地区， 其虚拟水净进口量及消费量在10年间呈上升趋势，年平均消费量达到1 586.2亿m³。从类别结构看，农业水足迹实际用水量最大，而贸易水足迹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且变化较大；从地区看，虚拟水消费量贡献最大的为江苏省，其次为安徽、浙江、上海。2）长三角三省一市生态补偿额度10年间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江苏省获得的生态补偿金额最多，年平均达到92.22亿元，其次为浙江、安徽、上海；但江苏省的年平均生态补偿额对于生态投入成本的占比最低，仅为63%，上海最高，达到78%。3）引入“约束-激励”机制后，当中央政府对单方面不履行义务时的处罚F与激励金额 B之和大于当地所获得的生态补偿P，且中央政府对双方同时不履行义务时的处罚Q与激励金额B之和大于机会成本C的2倍，小于所获得的补偿金额P时，长三角地区可以实现最优的稳定均衡策略（保护， 补偿），其中浙江省的激励惩罚范围在10年间变化幅度最大。

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估研究

张婕, 孙洁, 朱明明

2022, 24(2):  64-7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90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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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是黄河流域首个横向跨省生态补偿试点工程，评估渭河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总结黄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实施的现状、问题与经验，为黄河流域全面开展横向生态补偿提供借鉴，有利于推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以陕西甘肃渭河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包括生态环境综合绩效测算与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的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估模型，结合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构建生态环境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沿渭地区20个地级城市2009—2019年生态环境综合绩效进行测算、评价、比较，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净效果进行分离、评估，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样本选取合理性、有效性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2009—2019年，渭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绩效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陕西省政策组平均绩效增长尤为突出，但不同城市之间绩效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不论是否控制时间、个体固定效应，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始终在1%水平上显著提升渭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绩效；在省份分组检验中，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在5%水平上对陕西省生态环境综合绩效增长有积极作用，而甘肃省则无明显效果，分析其原因有甘肃省自身发展条件限制，环境治理经济负担较大、横向补偿机制不完善，上下游地位相对不平衡、政策实践起步较晚，缺少成熟经验。结合渭河流域地区特征与流域生态补偿共性，建议扩大生态补偿政策宣传，鼓励居民、企业参与；完善补偿机制，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制定双向补偿标准；推广省市地方成功经验，地方根据实际出台细则。


基于AHP-CRITIC变权物元可拓模型的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

沈菊琴, 王楠楠, 孙付华, 等

2022, 24(2):  76-85.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62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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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越来越强，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战略地位也越来越重要，其中生态补偿绩效评价体系对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与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研究目的】通过对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当前的生态补偿绩效进行评价，并基于当前的绩效评价结果测算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标准，为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AHP\|CRITIC法得出综合权重，结合变权物元可拓模型，动态评价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目前的绩效结果，并运用成本法与生态服务价值法，通过水源地占比系数、供水系数与政策重要性系数进行修正，计算得出水源地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并进一步进行水源地生态补偿绩效评价定性分析。【研究结果】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水源地目前绩效评价等级变量特征值为3.699 34；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为[9 693.00，14 559.75]，其中分配到扬州、宿迁、淮安、徐州4市的资金标准区间分别为[2 011.50，3 368.25]、[2 787.75，3 327.75]、[3 732.75，5 157.00]、[1 161.00，2 706.75]（单位：万元）。【研究结论】水源地目前绩效评价等级为良，且偏向于优，说明江苏省水源地的生态环境保护效果较好，但仍有进步空间；水源地的生态补偿资金标准区间为0.97亿～1.46亿元，其中分配到淮安的生态补偿资金最高，分配到徐州的生态补偿资金最低；生态补偿资金的注入使得评价指标均向好发展，其生态补偿绩效结果必然优于目前的绩效结果。水源地实行生态补偿将会促进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以及进一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王保乾, 范哲艳

2022, 24(2):  86-9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90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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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区，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然而长江经济带也是我国水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应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实现绿色发展。以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引入空间地理因素探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对于认识当前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现状，合理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以推动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首先分析和阐述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理论机制，包括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路径，并对产业集聚与水资源利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其次，研究选取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SE-SBM模型测算绿色水资源效率，在邻接空间权重下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将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部分。结果显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不断增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强度与第二产业占比对绿色水资源效率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周围区域的绿色水资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旨在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包括：加快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承接下游地区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准备；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将产业集聚的“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效应”；重视研发质量，提高研发转化率等。

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郑小强, 蒲泱竹

2022, 24(2):  97-107.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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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环境效率是促进我国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探讨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以我国30个省份为研究区域，利用Undesirable-SBM模型及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测度了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环境效率及产业集聚水平，结合能源消耗结构、城镇化、科技水平等关联因素，分析各因素对环境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我国环境效率值在研究期间总体偏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有明显差距，东部地区环境效率值最高，西部地区最低，结论与其产业集聚水平相契合，东部产业集聚水平最高，西部产业集聚水平最低，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环境效率与关联变量皆通过了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检验，表明环境效率对产业集聚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城镇化水平以及科技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3）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区域差距，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的“高限效应”已经显现，进一步产业集聚将阻碍该地区环境效率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对环境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进一步产业集聚有助于该地区环境效率的改善，因为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较大，能源密集型产业较多，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降低，使得企业有更富足的资金投入污染物处理中，同时产业聚集带来扩散效应，使得能源节约效应开始显现；4）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可改善以一次能源消耗为主的局面，从而减少高耗能资源的消耗，提高环境效率；5）科技水平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呈现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科技水平能显著提高其环境效率值，在中西部地区则并不明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要因地制宜，以科技创新驱动环境效率的提升。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FDI水平溢出、自主研发对工业产出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面板数据的多维门槛效应检验

周璇, 谭建华, 郭丕斌, 等

2022, 24(2):  108-118.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22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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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对激发粤港澳大湾区工业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08—2018年湾区工业指标数据，基于知识溢出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FDI水平溢出、自主研发及对湾区工业产出的影响及其门槛特征，并进一步探讨自主研发与水平溢出交互效应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主研发和FDI对人力资本流动、示范模仿、竞争的促进作用与工业产出均呈正相关，而传统生产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较弱；交互效应方面，自主研发对示范模仿效应表现出正向协同效应，对人力资本流动效应表现出负向调节作用；门槛特征方面，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为单一门槛，分阶段影响系数分别为0.257、0.240和1.369、0.366，自主研发为双重门槛，分阶段影响系数分别为0.278、0.247、0.264。在跨越门槛值后，竞争效应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明显，示范模仿效应和自主研发则发生轻微调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应进一步鼓励人力资本投入和企业自主研发，提升外资规模和质量。

1990—2020年霍山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格局及其动态演化

方林, 蔡俊, 刘艳晓, 等

2022, 24(2):  119-131.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82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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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山县位于大别山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范围内，研究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对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以及优化配置土地资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RS和GIS技术，获取霍山县1990—2020年7期的土地利用数据，参照谢高地等2008年的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根据Thornthwaite Memorial气候生产力模型，得出霍山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修正系数。在此基础上，从土地利用变化的速度、方向以及利用程度3个方面，分析土地利用转型对霍山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并对其结果进行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结果表明：1）1990—2020年霍山县土地利用变化整体较慢，其中建设用地、耕地变化幅度较大，幅度分别达到402.58%、-5.13%；2）从土地利用转移方向上看，霍山县土地转出贡献率最高的为林地，土地转入贡献率最高的为建设用地；3）土地利用综合变化指数大于0，县域土地利用处于发展期；4）30年来霍山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其中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量最大；5）霍山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热点区域集中在县域中部林地及水域附近，冷点区域集中在南部草地及中心城区，冷点范围由于建设用地的扩张而显著增大。整体来看，1990—2020年霍山县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降低，空间分布格局发生改变，未来应加强区域生态保护，提升用地集约化程度，防止建设用地无序扩张。


吉林省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动态变化分析及对策研究

张海潮, 刘晓静, 马东来, 等

2022, 24(2):  132-14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903.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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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吉林省粮食主产区为例，利用BBC模型和Malmquist分解指数分别计算2015年和2018年研究区23个县市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效率和各效率动态变化指数，从技术、规模、资源要素配置等角度分析研究区各县市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效率现状，并对其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探讨研究区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空间格局和动态变化情况，揭示研究区当前在农业生态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对策。结果表明，目前从整体上看，吉林省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一般，但是个别县市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较好，且23个县市差距较大。综合效率值小于1且由高到低依次为大安（0.941）＞东辽（0.934）＞磐石（0.926）＞敦化（0.86）＞东丰（0.77）＞安图（0.76）＞延吉（0.74）＞永吉（0.71）＞和龙（0.67），主要集中在辽源市、吉林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吉林省粮食主产区23个县市综合效率在空间上具有依赖性和相关性，且综合效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空间聚集的特点；整体上吉林省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势态较好；长春市、四平市东部、松原市东部农业生态可持续发展水平已达到最优，舒兰、双辽、乾安、通榆、大安和东丰的综合效率水平在2018年得到提高，而综合效率有所降低的地区则主要集中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吉林市永吉县和磐石市以及辽源市东辽县；部分县市当前在发展农业生态方面存在着投入不合理的问题，永吉、敦化和东丰应减少冗余投入，扶余、前郭、长岭、乾安、洮南、通榆、大安、东辽应提高规模效率。

建筑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制分析——冗余资源的调节效应

舒欢, 徐艺尹

2022, 24(2):  143-15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112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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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4—2018年中国沪深A股266家建筑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资源基础理论中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和产业组织学派的观点出发，使用F检验和Hausman检验确定面板数据的模型形式，以进一步分析建筑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内在联系。同时从企业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视角出发，将冗余资源细分为未吸收冗余资源和已吸收冗余资源，研究冗余资源在建筑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长、短期价值之间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建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短期价值不相关，与企业长期价值正相关，建筑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长、短期价值产生不同影响是由资源异质性决定的，任何资源在能够对企业战略与绩效发挥作用之前，需要与公司发展特征结合变成公司的异质性资源，进而才能带来竞争优势。未吸收冗余资源在社会责任与企业长、短期价值之间均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已吸收冗余资源均无调节作用，已吸收冗余资源的流动性较低，将其转化的时间成本较高，而未吸收冗余资源的流动性相对较高，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必要的资源支持，只有有效区分资源，才能对企业价值发挥更好的促进作用。结论进一步表明企业具有发展性和价值性的战略决定了公司特有的竞争优势，而企业战略的实施则依赖于企业所持有的不会被其竞争对手所复制的资源。我国建筑企业社会责任价值机制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企业构建系统性的战略框架，有规划地将社会责任战略融入到企业长久经营中，研究为建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经验启示，亦为建筑企业合理利用冗余资源提升企业价值提供方向参考。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两权分离度的调节作用

陈欣远, 刘亚婷

2022, 24(2):  155-16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109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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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0—201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股权结构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研究不同两权分离度作用下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股权集中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抑制作用，而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社会责任则具有倒U型的影响作用，二者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即股权集中度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差，而股权制衡度过高或者过低也都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2）两权分离度对股权结构特征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当两权分离度较高时，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抑制作用也较强，同时股权制衡度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倒U型关系也会得到增强。本文证实了股权制衡度与社会责任间的非线性关系，说明股权制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是把双刃剑，而股权集中高则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升。以上研究结论对于国内企业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也进一步丰富了有关股权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