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0—2022年沪深A股2 594家上市企业为样本，以自然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实证分析气候变化风险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以期为提升企业气候适应能力提供理论依据，为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表明：1）气候变化风险显著提升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以适应变化多端的气候环境，激发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促使其向可持续发展迈进。2）绿色创新在气候变化风险与可持续发展绩效间起中介作用。气候变化风险推动企业积极开展绿色创新以降低对单一资源的依赖，减少自然资源消耗与生态系统破坏，促进企业增强气候适应能力与应急能力，培养多元化的核心竞争优势。3）冗余资源强化了气候变化风险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作用，为企业应对气候挑战提供了缓冲机制，能减少气候灾害引发的损失，也为企业发展转型提供了资源支持。4）在异质性分析中，就企业碳排放量而言，气候变化风险对高碳排放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强；从环境规制对象来看，气候变化风险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作用更突出；从产权性质来看，相较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时具备更强的资源与能力，更易达成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统一的目标；就行业性质而言，气候变化风险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正向作用最显著，技术密集型企业次之，对资产密集型企业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数字政府建设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为工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智支撑。基于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程度，以及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提升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减少行政腐败在其中发挥的中介效应。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于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分别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数字政府能够通过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财政资金分配和减少行政腐败3种途径提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中介效应系数分别为0.312 7、0.215 7和-0.088 2，该结论在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中得到进一步支持；政府数字化转型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得到体现，在东部地区、整体技术发展水平较高以及政府规模适中的省份更加明显。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我国未来应顺应数字经济浪潮，加快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不断发挥数字治理优势，形成与企业的良性互动；平衡各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供给与政府规模，对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给予支持，提升社会整体创新水平。政府数字化转型有望成为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保障，为数字时代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基于生态旅游、人类活动以及自然环境三者之间的联系，构建生态旅游影响下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模型，并以黄河上游地区1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建立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22年生态旅游影响下的黄河上游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情况进行测度，并对比分析黄河上游各城市在生态旅游影响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水平的时间和空间差异，以期为黄河上游地区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和区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管理和决策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2008—2022年黄河上游区域各城市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数呈持续且显著的递增趋势，资源环境综合评价指数也呈现出增长态势，但具有波动性与不稳定性；2）近15年来，黄河上游区域各城市以2013年为时间节点，2013年之前各城市的资源环境保护力度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2013年之后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则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总体而言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均呈稳步攀升的态势；3）黄河上游区域各城市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发展过程可细化为3个阶段：2008—2011年为完全失调时期，2012—2017年为调和发展时期，2018—2022年为初级协调时期；4）2008—2022年黄河上游区域各城市人与自然关系耦合协调度呈逐步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最高的类型仍是初级协调，空间分布上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格局。

基于2008—2020年我国部分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机制，构造数字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数字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高质量人力资本指数，以及测量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指标体系，分析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高质量人力资本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物质要素使用效率,发挥要素报酬递增效应，使人力资本结构与数字产业用工结构相匹配，最终促进数字产业结构优化。2）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均能促进数字产业结构优化，针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制度创新的中介作用大约是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16倍，针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制度创新的中介作用大约是技术创新中介作用的10倍。3）人口流动性与高等教育水平的差异，可以解释我国不同区域间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的异质性影响。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但人口净流入地区大约是人口净流出地区的2倍，起步型地区大约是卓越型地区与中等型地区的2倍。高质量人力资本对数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影响仅在人口净流出地区显著。在各子样本的中介作用中，对数字产业结构高级化而言，制度创新的中介作用是技术创新的5~13倍，对数字产业结构合理化而言，制度创新的中介作用是技术创新的7~9倍。据此提出以下建议：提升数字产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充分发挥高质量人才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持续激发高质量人才参与制度创新的内驱力，有效协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内在关系，制定高质量人才发展的差异化政策。

工业气体是现代工业的重要基础原料，其需求量逐年递增并且在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巨大，要实现工业领域绿色发展，工业气体制造企业低碳转型迫在眉睫。鉴于工业气体制造企业在能源消费低碳转型过程中受到转型成本的限制，引入政府补贴机制，以分布式光伏发电作为企业能源消费低碳转型方向，通过考虑企业转型的综合条件（环境效益、用电成本以及地理环境），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决策行为规律，探索政府补贴下企业低碳转型的演化路径，最后运用Python仿真分析技术研究企业综合条件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以期为能源消费低碳转型、工业领域绿色发展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与指导。研究表明：1）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存在6种不同的演化均衡情况，具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演化稳定状态取决于政府补贴、企业的转型成本以及企业的综合条件。政府补贴决定企业是否具备自主转型的能力，而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否带来足够的环境效益决定了最终的演化路径。2）企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转型成本压力与目标规模规划压力，企业的目标规模规划压力与企业综合条件呈正相关关系，转型成本压力与企业综合条件呈负相关关系。3）综合条件较差的企业实现自主转型的关键在于降低转型成本压力。政府补贴应主要用于降低企业的转型成本如设备成本、运输成本、维修成本、厂房建设成本。4) 针对综合条件较好的企业，实现其自主转型的关键在于帮助企业降低其目标规模规划压力，政府补贴应重点聚焦于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所规划与优化提升、厂房改造成本等方面，尽可能扩大其目标规模。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的出台和绿色投资市场的逐步扩大使得中国市场上绿色投资者涌现，“漂绿”问题也随之而来。为探究企业环境治理投入如何吸引绿色投资者，从投资者决策视角剖析绿色投资者是否真的“绿色”，以2008—2020年中国资本市场上市企业为样本，构建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企业环境治理投入对绿色投资者的影响，并选取未预期盈余和超额预期收益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二分类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分析企业环境治理投入与绿色投资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践行环境治理的企业更可能存在绿色投资者参与，表明企业进行环境治理行为能够吸引绿色投资者的加入。类别变量中介效应模型表明，企业环境治理投入主要通过短期交易收益发挥吸引效应，而非长期治理价值机制，绿色投资者多出于投机行为，以追求企业环境治理的短期收益为主要投资目的。2）污染性行业、非国有企业均能够通过环境治理投入产生的短期效益显著吸引绿色投资者，表明绿色投资者在以追求短期效益为目标进行投资决策时，对于污染性行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环境治理投入行为更为敏感。3）绿色投资者的参与会增加企业的市场份额，且这种市场势力的增强效应对于占据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更为明显，表明绿色投资者对于短期收益的决策偏好会强化较高市场份额企业的垄断势力，阻碍行业整体绿色发展进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绿色投资者应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培养长期投资理念；地方政府相关优惠、补贴政策应避免“择优战略”，支持中小型企业环境治理，推动企业在清洁化生产的过程中实现共赢。研究对揭示绿色投资者存在的“漂绿”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合理引导资本市场投资理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科学预测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加工产品供需量，探索提升中国关键矿产加工产品供给保障水平的有效路径对于保障关键矿产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聚焦于锂、钴、镍三大清洁能源关键矿产加工产品，采用灰色预测模型、ARIMA模型及各单项模型基于熵值法的组合模型，对2023—2030年我国清洁能源关键矿产资源加工产品的市场供求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表明：1）基于熵值法的组合预测模型在预测锂、钴、镍矿加工产品市场需求量与供给量时表现出色，相较于单项预测方法，其预测精度显著提升，误差大幅减少；2）在考虑二次资源贡献后，预测2030年锂、钴矿加工产品市场需求将分别达到153.74万t、25.34万t，而供给量分别为183.56万t、23.36万t，表明市场供需趋于平衡，但需警惕技术革新对市场的潜在扰动；3）对于镍矿加工产品，若不计入再生资源，其市场供需矛盾突出，预示需紧急加强国内镍矿加工产品的供应能力以保障行业长期稳定发展。基于此，提出如下保供策略：针对锂资源，应重视深层卤水提锂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广“油锂同探”模式，强化技术创新，以减少对进口的依赖并应对市场波动风险；对于钴矿资源，倡导循环经济，加大再生钴回收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力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缓解原生钴矿开采压力；就镍资源而言，建议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拓展海外投资与产能合作，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同时加强国内镍矿资源的勘查与开发，确保镍资源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安全性。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多元施策，多方共治，绿色金融作为与低碳经济发展紧密契合的时代产物，在持续推进“双碳”战略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绿色金融如何影响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即如何助推碳排放“量”和“质”双控目标的实现，成为亟待揭示的黑箱机制。采用2009—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熵值法对绿色金融进行度量，构建多元回归模型，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考察绿色金融对碳排放“量”与“质”的影响，选取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水平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影响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金融与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之间均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绿色金融对碳排放“降量提质”具有协同效应，在经过滞后一期解释变量、改变样本容量、替换被解释变量、改变时间区间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保持不变。2）进一步考察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与碳排放水平之间的作用机制后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绿色金融影响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的中介机制，绿色金融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助力碳减排与碳增效的实现。3）市场化水平会正向调节绿色金融与碳排放水平的关系，即市场化水平越高，绿色金融对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强。4）与东部地区、非资源型省份、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相比，绿色金融减排增效的协同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资源型省份、政府干预程度高的地区中展现出更为显著和强劲的效果。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利用降碳机制赋能产业结构低碳转型，辩证施策的同时强化区域交流，坚持市场与政府两手发力，多方主体投入，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以助力碳减排可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是引领我国经济实现结构转型的两大重要方向,也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数字化助力绿色化大有可为，但数字化转型过程伴随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问题也不容小觑。基于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化水平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并厘清数字化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呈非线性的正“U”型关系，数字经济在发展的初期会对绿色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但在发展中后期,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绿色经济发展，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在区域异质性方面，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的正“U”型关系在北方地区表现显著，在南方地区则不明显；3）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碳排放强度降低、电能消耗结构优化、居民收入水平提高间接对绿色经济产生正向作用；4）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对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发展的正“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研究结果基础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政府需加强对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鼓励企业发展绿色能源和节能技术，并制定长期规划以促进数字经济与绿色经济的融合；应普及智能电网和能源管理系统的应用，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强碳排放监管，实现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双赢；发展数字经济，创造高质量就业机会，提升居民收入，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进绿色消费；鼓励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呼吁企业将绿色技术广泛应用到绿色生产经营活动中，并落实环境治理法规，进一步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数字经济通过发挥人才集聚的调节作用和数字技术的外溢效应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利用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为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其中对产业结构高度化效率产生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2）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挖掘人力资本潜力和提升科技创新效率是数字经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但是科技创新路径的作用效果存在异质性，受限于一定的技术门槛。3）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一效果则相对较弱。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在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建设过程中，立足地区发展需求，开发人力资本红利，积极投入科技创新研发，全面协调发展策略，以提升产业生产效率为核心，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共同开创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为了探究数字经济与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内在联系，选取2012—2022年全国31个省份（香港、澳门和台湾除外）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计算各省份的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省际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系统GMM模型研究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1）从全国范围来看，数字经济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财政集中度和市场化水平对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有一定作用，而制造业发展水平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提高。2）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采用解释变量再度量、缩尾处理、剔除直辖市、缩短样本年限等4种方法分别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核心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和相关系数正负性均没有变化，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的结论存在稳健性。3）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影响效果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的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存在更为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4）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三大产业的结构水平变化对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第一、第二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起到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保障产业结构安全稳定，采取差异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专业性人才队伍建设；加大数字经济创新研发投入，采取综合性措施提档升级。研究结论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丰裕的自然资源通常被视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然而，经验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运用其自然资源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资源繁荣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往往被资源的丰裕所拖累，陷入增长陷阱。这种“悖论”被定义为“资源诅咒”假说。为理清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是“诅咒”还是“福音”，学者们围绕相关议题展开了诸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既有研究普遍认为自然资源开发行为通过“挤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国内外文献分别从不同角度构建统计模型，验证了丰裕的自然资源趋于阻碍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而因资源丰裕导致的环境恶化、产业单一以及分配不均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思考。“资源诅咒”假说成为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鉴于此，对“资源诅咒”假说相关研究进行了全面回顾，分别从起源与发展、内涵与理论解释以及实证研究等角度分析了“资源诅咒”假说的研究进展。综述研究发现简单的线性关系已不足以描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采用非线性框架模拟资源繁荣与经济增长的有条件资源诅咒论已逐渐形成并得到研究者的支持。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总结分析和实证检验的统计观察，认为现有研究的理论启示主要是：尽管对于“资源诅咒”发生的控制变量还存在多种解释，但是资源依赖与经济发展的负相关性是普遍存在的，资源型地区对自然资源依赖度越高，其经济发展就越容易遭受“资源诅咒”。今后研究应更好地解决关键变量指标的内生性问题，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统计样本以及计量方法，增强“资源诅咒”假说实证结论的稳健性。同时，应深化在中国背景下对“资源诅咒”产生原因与作用机理的研究，探索资源型地区在面临“资源诅咒”时的转型发展新路径。

产业用地作为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其配置效能直接关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论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以新质生产力重要阵地江苏省为例，总结梳理其产业用地配置的实践探索及绩效，归纳提炼现状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以期为江苏省及其他地区以产业用地配置优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江苏省通过精准高效配置产业用地，推动重点产业链发展形成优势环节；探索新型产业用地配置制度改革，形成灵活有效的土地供应模式；全面推进节约集约用地战略，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内涵路径。与此同时，现阶段产业用地配置仍然存在现实问题：1）新型产业用地内涵界定模糊，产业用地规划和供地政策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2）土地供给退出与产权机制有待健全，用地标准难以契合新兴产业发展需求；3）缺乏多部门联动综合监管机制，供后监管惩处力度有待加强。据此提出如下产业用地配置优化的政策建议和治理创新路径：1）规划引导方面，应健全规划体系，更新出让价格标准，探索灵活用地模式；2）高效配置方面，要突破地块功能限制，多元存量盘活路径，灵活用地出让方式；3）监控管理方面，要优化产业遴选机制，细化用地主体准入要求，完善联动管理机制。

研究目的是测算并分析黄河“几”字弯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分布格局，以期促进该地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和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研究方法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结果：1）2009—2019年黄河“几”字弯区域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整体呈下降态势，且利用效率以中低水平为主，具有较高的提升潜力；2）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上呈现随机状态分布，局部存在部分集聚现象，但集聚趋势逐渐弱化；3）城市土地利用高效率值多位于省会城市，低效率聚集区主要分布在延安、榆林等城市，高-低关联集聚区位于太原市周围,但在2019年消失，低-高关联集聚区位于乌兰察布市附近。研究结论：黄河“几”字弯地区在城市建设中应通过调整经济要素的投入结构，促进城市经济效益的可持续提高，从而改善土地利用低效率问题；发挥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内城市的融合发展；统筹区域协调，推动城市特色发展。

探索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可以为优化人地关系、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基于四川省2000—2020年土地利用数据，在分析其土地利用变化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法及灰色关联分析法，探索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内各地类的数量变化、结构变化及变化动态度特点各异；2）各地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占比从大到小分别为林地、草地、水域、耕地、未利用地及建设用地；3）林地、草地及耕地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的关联性更大，属于主要贡献因子与影响因素，而水域、建设用地及未利用地贡献程度较小，为次要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认为，为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及区域可持续发展，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及针对性的土地政策方针发挥着重要作用，应针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提出对应政策建议，以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健康发展。

持续提高森林生态效益直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首先，论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系统总结了公益林补偿政策影响森林生态效益的理论基础，包括森林永续利用理论、多功能森林理论、近自然林业理论等，为后续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然后，论文详细梳理了已有文献中关于公益林补偿政策对林业生产和森林资源影响的研究现状，指出了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如多关注公益林而忽略整体森林生态效益、多采用农户层面的加总数据而忽视政策冲击对地块的影响等。最后，展望了公益林补偿政策对森林生态效益影响的研究动态，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1)将公益林补偿政策、森林经营和森林生态效益变化放在统一分析框架内，揭示其复杂的影响路径和机理；2)考虑政策效果的非线性因素，分析公益林补偿政策对森林生态效益的长、短期影响及其异质性；3)借助地理信息技术提高森林生态效益测量的准确性，并检验营林行为在公益林补偿政策影响森林生态效益中的中介作用；4)基于林农受偿视角，设计选择实验，识别林农对不同优化方案的选择偏好，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的洪涝灾害问题日益加剧，城市生态文明建设面临重大挑战，耦合蓝绿灰的城市韧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降低城市洪涝灾害风险损失、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能力的关键举措。论文聚焦辨识生态文明背景下城市韧性基础设施建设研究这一科学问题，通过文献计量方法，系统梳理1998—2024年在WoS和CNIK数据库中发表的相关文献，构建城市韧性基础设施研究的知识图谱，并运用关键词共现分析、突现词分析和共被引分析等技术手段，辨析相关研究热点演进脉络，剖析其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影响的研究趋势。研究结果：1）1998—2024年城市韧性基础设施的研究文献发表数量持续上升，特别是在2008年之后该领域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并呈现出跨学科合作日益加强的趋势；2）研究热点从早期的工程措施逐渐转向包括低影响开发、海绵城市、韧性城市等在内的综合性系统措施，早期研究主要聚焦于排水系统和防洪工程的优化，近十年则逐步发展为蓝绿基础设施（如雨水花园、绿色屋顶、湿地系统等）与韧性治理结合的综合模式，体现了对生态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视；3）国内外学者在城市韧性基础设施研究中的关注点存在差异，CNKI文献更多集中于风险评估和韧性评估，而WoS文献则更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管理策略。研究结论：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城市韧性基础设施研究的趋势和演变规律，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参考和方向；提出了随着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事件增多，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生态韧性和跨学科融合的探讨，以提升城市的整体韧性和适应能力。

青藏高原自然资源丰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首先,论文在系统分析青藏高原生态资源禀赋与分布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当前青藏高原生态资源开发模式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资源的稀缺性认识不足、资源价格体系不健全、长远规划缺失与碎片化、政策与市场协同机制有待完善等；然后,针对这些问题,从资源经济视角出发,提出了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目标，即实现资源稀缺性认识下的资源可持续利用、构建特色的资源价格体系与经济激励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长远规划导向下的绿色转型、强化政策与市场协同作用下的资源高效配置；最后,进一步提出了资源经济视角下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依托技术创新实现高原资源精准评估与可持续利用、通过机制创新构建青藏高原特色资源价格体系与激励框架、借助政策创新推动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长远规划下的绿色转型、依靠模式创新实现政策与市场协同下的资源高效配置。论文的研究结果深化了从资源经济视角下对于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可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管理与路径创新提供借鉴和参考。

为了在国务院“放管服”要求和自然资源部“两统一”职责指引下，深入推进矿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改革研究，论文基于“改革逻辑—法理基础—技术路径”的研究框架，从矿业用地存量、增量和流量出发，剖析矿业用地制度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运用法治思维厘清矿业用地制度改革的法理基础，最终基于系统观念探索矿业用地制度优化的方向和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矿业用地存在存量违法用地较多、增量取得渠道减少、流量盘活难度较大三重困境；2）明确矿业用地概念外延十分必要，特别是采矿用地的概念范围应采用广义方式进行界定；3）协调处理矿业用地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应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厘清法理逻辑；4）矿业用地制度改革创新的技术路径设计应当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规划计划、审批取得、流转退出、监测监管的土地管理全生命周期入手。最后提出矿业用地制度改革的实现路径包括：提出强化规划对用地规模和布局的统筹、探索矿业用地计划指标单列与滚动使用制度、创新灵活多样的矿业用地取得方式、引导激励存量矿业用地退出实现土地增值、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推进矿业用地审批与监管工作机制等对策建议，从而为改进矿业用地管理制度、推进“净矿”出让改革提供参考。

随着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以提升资源资产配置效率、推动资产价值显化和实现收益共享为核心目标，进行了一系列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探索。论文首先梳理了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的制度变迁历程以及制度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然后辨析了当前主要的改革路径与成效，最后对经营性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进行了展望。研究发现：1）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行权需要适宜的前置规则，才能更好地引导和规范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行为，达成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可持续利用和收益共享等改革目标；2）中央设置的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尤为关键，且激励结构选择与地方政府行为本身受到地方条件的影响，后续研究还需要探究激励结构与地方条件如何共同影响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行权的政府角色；3）在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行权过程中，地方政府需通过统筹考虑自然、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善用市场机制，高效地实现好、维护好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的全民所有者权益；4）市场机制配置的要素是经营性自然资源，该机制内嵌于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之中，后续研究需要基于系统论的研究视角，揭示影响经营性自然资源资产行权的市场机制选择的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建立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深化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基于“逻辑辨析—制度演进—问题探讨—路径优化”的研究框架，论文从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概念和基本逻辑辨析出发，梳理其政策演进，揭示改革推进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关键挑战，并探索制度优化的方向和路径，以期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思路借鉴。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总体经历了无偿使用、逐步有偿、市场发育、制度完善4个阶段，在有偿使用的范围、方式、权能、收益、监管等方面进行了不断探索与完善；2）不同类型资源改革进程不一，市场经济参与度高的经营性自然资源出现过度资产化问题，而生态属性突出的公益性自然资源交易市场发育迟缓；3）当前主要面临三大挑战，即，自然资源供给双轨制运行对政府与市场协同治理提出较高要求、上下游的产权和收益分配制度不完善影响改革进程和所有者权益的全面落实、不同类型资源改革进程分化严重难以适应资源组合供应和综合管理要求。为进一步完善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首先，应坚持和而不合、统分结合的原则，强化顶层设计；其次，分别抓住准入管制和价格机制两个着力点，规范政府作用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最后，理顺权利主体间的经济关系，注重加强制度的闭环设计。

加快数字经济发展与绿色经济转型高度融合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和学界的重要议题。基于此背景，论文选取2005—2020年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采用主成分分析和非期望产出超效率EBM模型分别测度其数字经济水平与绿色经济效率，通过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和机制，在充分考虑内生性和稳健性的前提下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数字经济能有效提高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同时强化大中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绿色经济扩散效应，克服小城市面临的回波效应，有益于发挥网络效应扭转“中心-边缘”结构，表现出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绿色普惠作用，促进区域绿色经济协调发展；2）数字经济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效果在高市场化水平和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地区更显著；3）数字经济可以促进绿色创新和经济集聚进而推动城市低碳发展。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提出，政府需提升数字产业的扶持力度，对不同规模城市制定差异化功能定位及战略选择，为实现各城市全面绿色转型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

调研分析国际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装置（Floating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 FPSO）的市场需求现状，提出国际FPSO市场需求的预测方法。采用熵值法、人工神经网络法、随机森林回归、ADABOOST回归、ARMA模型等多算法融合的方法，对国际FPSO订单进行组合预测，结果表明国际FPSO市场需求在2025年、2030年、2035年的需求量分别为9、10与12艘，可见国际FPSO市场需求在未来十多年间稳步回升。我国船企应密切关注原油价格变化对FPSO市场需求的影响，积极采用新产品技术，同时减少碳排放，提高市场份额。

极端天气背景下，对工业遗存文旅区消费偏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实现工业遗址的有效转换与利用，另一方面，弥补了当前工业遗存文旅区研究中对极端天气背景考虑不足的问题。本文以“7·31 北京特大暴雨”为极端天气事件案例，选择北京市门头沟区“一线四矿”工业遗存文旅区为研究对象，采用概率比例抽样（PPS）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暴雨发生前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964份，暴雨发生后的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106份，经过信效度检验合格后，利用Robust回归、逐步回归和机制分析方法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暴雨前，游客对“一线四矿”越了解、收费越合理、政策支持力度越大、交通便利程度越高，旅游偏好程度就越高；2）暴雨后，游客的了解程度、对收费标准和旅居质量的认知、交通困难度等因素都无法显著影响偏好，但文化程度会对旅游偏好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机制分析中，暴雨前价值感知与成本感知起到重要的机制作用，而暴雨后风险感知起到重要机制作用。基于此，建议政府部门加强对极端天气的预警和应急管理。工业遗存文旅区制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提升旅游设施和服务质量，针对不同教育水平和性格的游客提供个性化旅游服务，提高游客对工业遗存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认知，促进实现工业遗存文旅区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

加强公众节约用水，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干预模型，通过对公众发放问卷并利用结构方程分析水价值认知对公众节约用水行为的影响途径，并得出结论：1）水价值认知对公众人际交往性节约用水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干预效应，同时对节约用水动机和节约用水技能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节约用水动机与节约用水技能显著正向影响公众节约用水行为；3）节约用水动机与节约用水技能在水价值认知对公众节约用水不同行为的影响路径中扮演完全中介角色。针对以上结论，从丰富宣传途径、完善节水设施、加强人际交往等三个维度提出相关建议，以进一步促进公众的节水行为。

在数字化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针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存在的以管理者为主，对数据的利用不足，对市场的反应不够灵敏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企业管理由传统模式向数字化管理模式的转型升级的重大意义，阐述了实现数字化管理模式的前置条件，在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管理模式内涵基础之上，提出了一种数字化时代下的企业数字化管理模式建设思路，并论述了企业数字化管理模式的优势以及应用场景。数字化模型管理模式为企业通过制定符合自身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生产和经营指标体系，实现科学决策、提质增效、岗位优化等提供了重要可参考的管理方法体系。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带动电池退役量急剧增加，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产业化发展已势在必行，但不同的技术方向直接影响产业发展的路径和结果。为了合理选择投资方向和制定配套政策，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分析产业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以电网侧储能应用场景为例，梳理不同技术方向的规模、成本、收益和利润，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了仿真对比分析。研究发现：1）“拆解重组”和“整包利用”是两类主流技术方向但各有优劣势；2）由于不受品牌限制，“拆解重组”技术方向的规模扩张速度比“整包利用”更有优势；3）得益于规模效应，“拆解重组”技术方向的投资效益在初期稍优于“整包利用”，但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的差距逐渐减小，后者更具有长期发展优势；4）设备成本与电池成本是关键控制成本，且前者不断下降而后者相反，对于“整包利用”而言，设备成本占比下降速度更快但可能出现波动；5）如果解决不同品牌车企间各自为政且竞争的难题，“整包利用”的规模扩张速度和经济效益将明显改善。据此提出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选择技术方向、提供初期资金支持、启动适配性补贴政策、促进上下游企业合作以及实施品牌间有限信息共享五条建议。

低碳技术合作是企业减少低碳生产成本和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企业异质性在合作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博弈论分析方法，从企业收益和企业创新成本异质性两个维度出发，研究企业间开展低碳技术创新合作的策略选择及收敛趋势。研究结果表明:双方企业单独投入的成本差异和两企业间的收益差异过大不利于促进企业间的低碳创新合作；企业间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规模都相似时，双方企业是否参与低碳技术创新合作是不确定的；加大对不合作者的监管和惩罚力度、降低搭便车收益，或者提高合作时带来的收益，都有助于提高双方企业参与低碳合作的概率。基于此，本文提出要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增加政府对企业合作的监管和正确引导，探索合理的合作机制等建议推动企业开展高效的低碳合作，促进低碳发展。

绿色低碳转型背景下战略性、关键性矿产之一钴由于资源储量和产量低，分布不均衡等特点使得全球各国钴的对外依存度极高，国家（地区）间通过钴的进出口贸易形成了复杂的钴国际贸易网络。本研究选取钴产业链不同阶段的多种商品构建了全球钴产业链网络，通过多层网络指数随机图模型和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探讨了影响全球钴产业链网络结构形成与动态演化的内生驱动因素。研究发现钴产业链中不同阶段相同网络内生结构特征对全球钴产业链网络结构形成的影响是一致的，但影响程度有较大程度区别，互惠效应、结构依赖效应和时间依赖效应对全球钴产业链网络动态演化具有显著影响。本研究将国际贸易网络动态演化影响机制研究拓展至产业链视角下的多类商品，为产业链视角下钴国际贸易网络构建与恢复、风险传播与应对等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启示作用。

近年来，全国各地天然气“气荒”现象突出，为缓解天然气使用压力，除了稳定的天然气进口外，有效的定价方式是其中关键。随着天然气需求区域及消费人群的增多，城市管网平稳运行压力增大，要求为天然气寻求能够实现缩小峰谷负荷差、维护市场稳定的定价方式。论文建立了对工业用户基于自弹性和交叉价格弹性的需求响应模型，考虑天然气价格自弹性以及不同时段间的交叉弹性的双重影响，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分时定价仿真模型，对北京的城市天然气终端消费状况进行仿真模拟和分析。结果表明，1)分时定价实施效果峰同时段价格上调比例（峰谷价格差）之间成正相关，同居民用户天然气消费量占总用气量的比重呈负相关，居民消费占比越大，实施效果越差。2)天然气价格自弹性与交叉价格弹性对于分时定价政策效果有明显的重要作用。在不考虑政府对于燃气公司或者工业用户给予补贴等情况下，分时定价并不能实现燃气公司、工业用户等主体多方共赢，只能完成一方利益向另一方转移。总体而言，在一定条件下，在分时定价是削峰补谷，保障城市燃气管网稳定运营的有效措施，在分析分时定价政策时，须同时考虑上述因素才能更好地模拟市场运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