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期目录

    2023年 第25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3-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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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兼论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潘海英, 陈玲, 任佳佳
    2023, 25(6):  1-1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72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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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全球变暖问题日益突出,我国提出“双碳”目标,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我国经济低碳转型带来了新契机。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以及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在3类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对碳排放强度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且由于其扩散效应和辐射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还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能对周边地区的碳排放起到抑制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削弱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而在市场激励型、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下,数字经济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更加显著。在此基础上,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存在基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以及经济增长水平的单一门槛效应,在两者跨越相应的阈值之后数字经济发展方能有效发挥碳减排效应。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推动传统产业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帮助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采用灵活的组合环境规制引导企业主动走绿色发展道路,并加快推动建立绿色数据中心;提高数据中心运营效率,合理有效配置各区域数字经济资源,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

    潘海英, 仉晨, 严翔
    2023, 25(6):  15-3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726.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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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探究良性的金融生态环境能否释放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能,本文创新性地将金融生态环境纳入研究框架,并基于2008—2020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金融外部环境约束的情况下,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且具有鲜明的阶段特征,在绿色金融快速发展阶段,其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表现更优。受金融生态环境的制约,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生态环境未越过第一个门槛值时,绿色金融发展未能显著抑制碳排放,随着金融生态环境接连跨越两个门槛值,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基础、金融发展、政府治理水平跨越门槛值,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呈现边际递增特征;在制度与信用文化层面,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存在类似“中部塌陷”的反常现象。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均存在金融生态环境的单一门槛效应,随着金融生态环境水平跨越阈值,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显著增强,而中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碳减排效应虽然已经显现,但效果并不显著。研究结论为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角度激发绿色金融的碳减排效应,进而助力“双碳”愿景达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未来十年新业态下铝资源需求分析

    崔博京, 陈其慎, 王琨, 等
    2023, 25(6):  31-4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91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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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低碳新兴行业的高速发展,铝资源需求不断增长,但原铝生产耗能高、碳排放量大,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双碳”等新业态下,铝行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运用系统动力仿真模型,结合部门预测法,预测未来十年我国铝资源的生产消费情况,并从“铝土矿—氧化铝—原铝—铝产品—再生铝”全生命周期视角,定量评估正常情境、政策情境和理想情境3种情境下铝产业的减碳潜力,研判未来原铝和再生铝的需求供应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未来十年新业态下,铝需求量仍持续呈快速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是拉动铝消费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交通运输部门将超越建筑业成为铝消费量的第一大领域。2)铝产业减碳的最佳路径为大力发展再生铝资源,其次为优化电解铝用电结构。面对严峻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必须开发出更节能环保型的初级和再生冶炼技术和方法,全面提高铝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循环回收水平,加快建立高效铝资源回收体系,降低铝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我国铝资源保障能力,推动我国铝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再认识——基于潜类别随机边界法的测算及其空间演变
    鞠严萍, 王新华
    2023, 25(6):  41-5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92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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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绿色、高效、安全能源系统的发展。产能利用率是表征产能过剩程度的重要指标,对其客观科学测算有利于正确评判煤炭行业产能过剩的程度及其发展趋势,为有关部门产能政策制定和煤炭企业市场决策提供依据。我国煤炭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以及埋藏地质差异决定了其开发利用的区域差异性,以往的测算方法忽略了此种差异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本文采用潜类别随机边界法对我国24个产煤省2001—2017年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基于开采条件的内生差异,将产煤省划分为丰富型、适度型、贫乏型和枯竭型4个群组,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各群组产能利用率的空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在测算年度内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平均水平为0.82;产能过剩情况在群组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贫乏型和枯竭型群组的生产已接近生产边界,产能利用率改善空间有限,适度型群组产能利用率的平均值为0.63,产能过剩较为严重;影响因素对各群组产能利用率的作用各异,总的来说,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对煤炭产能利用率具有负向作用,但对资源丰富、技术先进、拥有多数大煤炭基地的丰富型群组具有正向作用,说明由经济增长而引发的扩张产能忽视了质量提升;产能利用率对市场需求的变化敏感,需求的增长有利于产能利用率的提升;煤炭行业产能利用率存在空间β条件收敛,说明产业转移有助于产能利用率的空间追赶,产能利用率总体水平提升,地区间差异缩小。由此可得,要实现煤炭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应加大西部和新兴生产基地的基础建设和科技投入,加速中部地区落后产能的退出和整合,发挥市场在煤炭产能优胜劣汰中的关键作用,积极引导贫乏型、枯竭型群组的人力和管理资源向丰富型、适度型群组转移。
    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与就业结构优化的互动关系
    杨秉臻
    2023, 25(6):  53-63.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7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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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进质量强国建设背景下,如何兼顾产业绿色发展与就业结构优化的关系,发挥人力资源配置在提高产业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作用,已成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112020年产业投入产出数据和就业数据,对江苏省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就业结构变化进行分析,并运用PVAR模型研究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提质明显,但增效乏力,受技术进步驱动,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0.74%,但技术效率年均降低0.33%,投入要素的增长显著高于全要素生产率,产业仍未摆脱“粗放型”生产模式,技术效率的改善是各地市进一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2)江苏省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趋势明显,但多数地市处于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不同步或双低状态,就业结构优化与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不对等,限制了产业技术效率的改善。3)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对就业结构具有短期破坏和长期倒逼优化双重作用,而就业结构优化对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无显著影响,但就业结构合理化对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具有潜力,贡献度达18.2%。短期就业结构高级化抑制合理化,而合理化促进高级化,二者长期发展不一致。4)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对自身贡献度达80.5%,但其对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贡献度较低,分别为11.2%8%,而就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间的相互贡献度更高,就业结构高级化对合理化的贡献度高达58.2%。建议放大就业结构主动调整的正向效应,促进就业结构合理化,减小产业绿色转型升级对就业结构破坏和劳动力被动转移的影响,避免就业结构的“唯高级化”造成的不合理化,实现由就业结构优化推进产业升级将是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可持续路径。

    陕西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解耦态势研究

    杨秀平, 刘利利, 杨凯铭
    2023, 25(6):  64-76.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8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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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辅相成,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体现,两者关系的和谐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探寻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新途径,亟待明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本文通过熵值法确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权重,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线性加权评价模型及二者解耦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耦合与解耦态势时空转换特征。以陕西省10个地级市为例,分析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及其空间演化,分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耦合与解耦态势,重点探讨年际耦合与解耦动态分析、阶段性耦合与解耦状态分析,运用改进的Tapio脱钩分析模型和GIS技术探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耦合与解耦关系的时空转换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省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波动平稳,经济发展指数高值分布在关中、陕北,低值分布在陕南;2)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波动上升,生态环境指数高值分布在陕南,低值分布在碳排放较活跃的陕北;3)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压力的年际解耦关系具有反复性、动态性和不可持续性,在阶段性解耦关系上呈现“U”型特征。该研究结果可为陕西省10个地级市发展经济、缓解生态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FDI、财政压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朱瑞瑞, 汪克亮, 张福琴
    2023, 25(6):  77-90.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1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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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改善环境污染、提高能源利用率是实现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基于财政压力与FDI双重视角,将财政压力、FDI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分别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AR)、空间误差模型(SEM)以及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分析FDI、财政压力及二者交互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全要素生产率、FDI与财政压力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财政压力、FDI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两者的交互作用有利于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FDI、财政压力以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区域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FDI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通过“以邻为壑”阻碍了邻近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压力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西部地区FDI、财政压力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两者的交互作用及其空间溢出作用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4)FDI、财政压力以及二者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时间异质性:2003—2008年,FDI、财政压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009—2021年,FDI、财政压力与绿色全要素之间则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两者交互作用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需要进一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以污染光环效应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2)提升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匹配水平,为实现绿色经济转型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撑;3)构建区域间污染治理合作机制,助推中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
    地方政府行为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以“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为例
    杨恺钧, 王文轩
    2023, 25(6):  91-10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82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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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总量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能源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以2010—2020“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工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构建全局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global 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GNDDF),测算“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工业能源环境效率。基于面板Tobit模型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与地方政府经济干预、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地方政府创新偏向和地方政府环保偏向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研究,探讨不同地方政府行为对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能源环境效率呈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平均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次序分布;各支线工业能源环境效率依“东南线>西南线>东北线>平均水平>西北线”的次序分布;地方政府经济干预和经济竞争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会产生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偏向和环保偏向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工业能源环境效率;当地方政府经济干预强度下降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和地方政府环保偏向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显著由负转为正,地方政府创新偏向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的作用会增强但不显著。总体来看,推进简政放权、优化地方政府的服务职能有利于提高工业能源环境效率。

    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的生态补偿与政府监督问题——基于补偿申请的信号博弈

    王玉芳, 马晓敏
    2023, 25(6):  105-114.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71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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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缓解信息不对称,摆脱政策漏洞,本文将补偿申请作为信号,构建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地方政府间基于生态补偿的信号博弈模型,探讨不同条件下的博弈均衡解,分析产业转移方对承接方的有效补偿机制,为政府间生态补偿和中央政府监督提供决策支持。研究结果表明:1)完全成功的分离均衡作为社会最优解是存在的,纳入补偿主动申请机制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承接方根据自身减排情况申请匹配的生态补偿,同时转移方给予相应补偿;2)适量的惩罚是促进均衡实现的关键,其中,当转移方的惩罚满足Ft>H-L,承接方的惩罚满足Fr+C>H-L时,即可实现社会最优均衡,惩罚过度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而惩罚过低则会挫伤承接方高减排的积极性;3)沉没成本(C)和承接方被惩罚的风险成本(Fr)在防止低减排类型的承接方申请高补偿方面具有可替代性,若沉没成本和风险成本之和高于高低补偿之间的差额,能够减少低类型承接方的欺骗行为。

    种植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分析——来自长江流域的证据

    马骏, 旦增维旦, 高慧娴
    2023, 25(6):  115-12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726.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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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是支持我国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其中,种植业集聚是优化乡村发展布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推进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为促进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文章利用基尼系数、区位熵、清单分析法,核算2007—2020年长江流域19省(市)的种植业集聚水平和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分析二者的时空变化规律,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和门槛模型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流域种植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时空分布及其变化特征相异,优势农产品区域集聚明显,且稳步提高,但各省市发展较不平衡;2)长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相对于地理距离,经济距离下种植业集聚更容易加剧农业面源污染,且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影响当地环境的同时,对经济相关地区也产生影响;3)长江流域内种植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种植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加剧程度减弱;4)长江流域农村人口规模、农业经济水平、城镇化的发展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农业技术进步和财政支农力度则有效改善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的影响效果则不显著。对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优化种植业集聚的空间布局,提高种植业集聚质量;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区域间农业面源污染的协同治理;推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高,发挥种植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减缓效应;合理利用财政资金,增强农业环境规制,促进种植业绿色化发展。

    江苏省沿江经济带旅游碳足迹与收入脱钩分析
    王瑶, 张北赢
    2023, 25(6):  130-137.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80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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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江苏省沿江8市旅游及林业相关数据为基础,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对旅游业碳排放水平进行测算,依据旅游碳足迹及承载力模型计算并分析江苏省沿江经济带2016—2020年旅游碳足迹、碳承载力及碳赤字的变化特征,根据脱钩理论分析沿江经济带旅游碳排放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江苏省沿江经济带2016—2019年旅游碳足迹总量、碳承载能力处于增长状态,2019—2020年处于减少状态,国内、国际旅游碳足迹与总量变化趋势一致;旅游碳赤字严重,2016—2019年不断扩大,2020年减小。2)人均旅游碳足迹呈“上升—下降—上升”趋势,类似于字母“N”,人均国内旅游碳足迹动态变化趋势与总量相似,人均国外旅游碳足迹变化趋势近似于“√”;人均旅游碳承载能力呈字母“W”状变化;人均旅游碳赤字从2009年的135.7 kg/人上升到2020年的152.4 kg/人,增长速度较快。3)2016—2020年沿江经济带旅游碳排放与旅游收入的关系依次为弱脱钩、扩张性耦合、扩张性耦合、弱脱钩及衰退性耦合,发展很不协调。据此,建议江苏省沿江经济带秉持适度开发旅游资源的原则,切实维护旅游生态系统安全;坚守“景区生态承载力”阈值,积极运用限流、错峰入园等技术与措施;提倡低碳旅游,增加森林植被碳汇;对旅行社、酒店等行业及其相关碳排放进行系统规划与统筹布局,及时调控旅游业碳排放脱钩状态与水平。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新疆各地州市耕地生态补偿异质性研究
    马雪梦, 赵俊
    2023, 25(6):  138-149.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726.001
    摘要 ( )   PDF (2684K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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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运用修正的生态足迹模型对耕地生态赤字区和盈余区进行基础判别,将生物资源足迹和碳足迹纳入生态足迹的计算中,其结果与耕地生态承载力的差值即为耕地生态盈亏量。采用生态服务非市场价值模型,为与支付能力相吻合,借助“S型皮尔生长曲线”修正补偿系数,借此量化新疆14个地州市2010—2020年耕地生态补偿。研究结果显示:1)在产量和固碳能力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吐鲁番市、喀什地区、伊犁州直耕地生态足迹较高,喀什地区、伊犁州直两地供容能力较强,故生态承载力能力较强;2)新疆南北部都存在生态赤字或盈余的情况,北疆地区的生态赤字情况更为严峻,其中吐鲁番市是生态亏损最多的地区;3)2010—2020年单位耕地生态服务非市场价值整体波动趋势一致,且逐年递减;4)受盈余赤字面积与单位耕地生态服务非市场价值的影响,耕地生态补偿额度呈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经测算2020年吐鲁番市需要支付耕地生态补偿2.813亿元,伊犁州直则可获得耕地生态补偿1.303亿元。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大力提倡发展绿色农业,降低碳足迹;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合理测算耕地生态补偿标准;综合考虑耕地生态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资金来源及受偿区优先级,构建更加合理的耕地生态补偿机制。
    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演化实证研究——以川渝地区为例
    黄定轩, 王梦圆, 谭斌强, 等
    2023, 25(6):  150-162.  DOI: 10.13776/j.cnki.resourcesindustries.202308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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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互融合协调发展是制造业服务化的重要方向,也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针对川渝地区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生研究不足这一问题,本研究从产业互动视角出发,基于Logistic共生演化模型,运用重庆市和四川省2005—2020年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关数据,对两者的共生演化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川渝地区的先进制造业处于成熟期,而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成长期;2)两者之间存在共生效应,共生关系为非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3)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的影响作用大于先进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作用。在本文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下针对性建议:1)建立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相互融合的产业协调机制;2)推动完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生态圈机制建设;3)鼓励制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相关的高校-企业高质量产业人才培养机制。本研究为准确判断两个产业的共生阶段、靶向制定相关产业政策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