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07—2019年的390个观测数据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绿色金融对双元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并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进一步探讨了制度环境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能显著提升当地的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开发式绿色创新水平，且对前者的促进作用更大；绿色金融向双元绿色创新转化过程中会受到地区制度环境的影响，具体来看，当地的市场化程度、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政府治理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向双元绿色创新转化的程度越高。此外，制度环境对绿色金融向探索式绿色创新转化的促进作用要强于开发式绿色创新。
重污染企业如何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实现发展转型必须面临的现实难题。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将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整合在同一研究框架，构建“主体—机制—结果”的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逻辑体系，检验社会责任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重污染企业普遍存在社会责任履行水平不高且不均衡的现象，然而，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自身绿色技术创新有积极影响，且在非国有制企业中促进作用更为显著；2）显性激励在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即重污染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时，通过对高管进行薪酬或股权激励，能够正向影响绿色技术创新；3）高管受到隐性激励，使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增强。研究结果为我国重污染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高质量绩效提供了参考借鉴，对优化重污染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和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绿色金融发展对碳排放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基于金融生态环境视角
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税收竞争的中介效应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产业协同集聚逐渐成为当今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其愈发凸显的绿色创新效应为绿色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重塑了创新发展的税收竞争格局。如何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以实现创新驱动和绿色低碳转型是当下重要且迫切的议题。为探究产业协同集聚、税收竞争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论文运用区位熵法以及超效率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测度了长江经济带2010—2019年的产业协同集聚和绿色技术创新效率，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税收竞争纳入研究框架以探究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效应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且存在区域异质性；2）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关系，且呈逐年波动递增趋势；3）产业协同集聚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且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周边地区溢出效应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本地区；4）中介检验表明产业协同集聚能够降低税收竞争程度，进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因此提出如下建议：对于高协同集聚区，应加快打造产业协同集聚引领绿色创新发展的第一梯队；对于低协同集聚区，应积极把握政策引导，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应注重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行为，形成“为创新而竞争”的新格局。
农业是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源，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如何兼顾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到农业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选取2005—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超效率SBM模型和ML指数模型相结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测算陕西省各城市的农业碳排放效率，并采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陕西省各市农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因素。通过超效率SBM模型计算各市静态农业碳排放效率，发现在研究期内西安的农业碳排放效率稳步上升，且其农业碳排放效率值较高；商洛市农业碳排放效率值在1以上，农业碳排放效率较高；铜川市、渭南市和榆林市的农业碳排放效率值一直在1以下，未出现改善趋势；其余城市的农业碳排放效率呈现不同的波动趋势。运用ML指数测算动态农业碳排放效率发现，陕西省各市农业碳排放效率的改善大多来源于技术进步的贡献，而技术效率未能起到明显促进农业碳排放效率提高的作用。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陕西省各市农业碳排放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碳排放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相应的农业碳排放效率越高；产值结构与耕地规模和农业碳排放效率之间有显著的负向关系，表明陕西省各市农业产值结构合理化程度越低，越不利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提高；耕地规模越大，越不利于农业碳排放效率的提高；城镇化水平与农作物受灾程度和农业碳排放效率呈负相关关系，但结果不显著。因此，陕西省各市在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同时，应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强化耕地保护，提升城镇化水平，降低农作物受灾程度，从而提高各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FDI、财政压力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探究生态足迹动态变化的成因，论文在测算黄土高原河谷城市——甘肃省兰州市2002—2014年人均生态足迹的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引入ARIMA模型，模拟预测了该市2015—2020年生态足迹变化趋势。研究结果显示：1）2002—2014年，甘肃省兰州市人均生态足迹总体呈现上升态势，数值由2.70 hm2增长至4.25 hm2，增幅达到1.57倍；2）从生态足迹增速看，2002—2014年人均生态足迹平均增速达到4.04%，同一时期兰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为11.88%，较人均生态足迹增速高出7.84%，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高于资源环境消耗的速度；3）2015—2020年甘肃省兰州市人均生态足迹仍然呈现上升态势，预测值分别达到4.48 hm2、4.61 hm2、4.75 hm2、4.89 hm2、5.02 hm2和5.17 hm2，甘肃省兰州市生态赤字逐年增大，总生态足迹是城市土地利用总面积的19.59倍，说明经济发展与地区生态需求呈现较强正相关性，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并未出现，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提出了甘肃省兰州市降低生态足迹的具体路径：1）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降低生态赤字，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推动绿色发展，构建生态类型多样、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自然生态系统和城乡一体的生态网络，提高生态环境容量。
未来十年新业态下铝资源需求分析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低碳新兴行业的高速发展，铝资源需求不断增长，但原铝生产耗能高、碳排放量大，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双碳”等新业态下，铝行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运用系统动力仿真模型，结合部门预测法，预测未来十年我国铝资源的生产消费情况，并从“铝土矿—氧化铝—原铝—铝产品—再生铝”全生命周期视角，定量评估正常情境、政策情境和理想情境3种情境下铝产业的减碳潜力，研判未来原铝和再生铝的需求供应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未来十年新业态下，铝需求量仍持续呈快速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是拉动铝消费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交通运输部门将超越建筑业成为铝消费量的第一大领域。2)铝产业减碳的最佳路径为大力发展再生铝资源，其次为优化电解铝用电结构。面对严峻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必须开发出更节能环保型的初级和再生冶炼技术和方法，全面提高铝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循环回收水平，加快建立高效铝资源回收体系，降低铝资源供应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我国铝资源保障能力，推动我国铝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双碳”背景下钢铁新产线选址的交通支持度评价——以中国宝武为例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历经数十年，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助力剂，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为中国的资源利用和保护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但在我国现行的自然资源管理制度中还存在着权利与责任主体缺失，领导与管理主体重叠等弊端，造成了自然资源所有权主体不明、确权边界模糊、产权保护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依据产权理论，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为指导，从阐述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变迁入手，借助“制度变迁-问题探讨-路径优化”的研究框架，运用庇古税、科斯定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定性分析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变迁呈现出权属主体逐步明确，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发展趋势；2）自然资源资产市场同为制度市场，政府作为市场的维系者，应当合理利用权力划定市场边界、制定市场规则；3）制度绩效通常多与政府和市场的双方博弈相关，为了促进产权绩效提升，产权制度需要围绕“归属-权责-保护-流转-监管”5大环节进行全面优化，从而构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整体闭环系统。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第一，应当明确产权权属，依托具有监管效力的分级委托代理制度来实现法律主体上的产权清晰；第二，应当厘清登记核算内容，搭建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管理平台，以精准把握“资产家底”，并利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支持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力度、保障市场交易；第三，应当通过市场化交易平台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效率，推动资产存量到资本增量的转变；第四，应当健全监督管理体系，通过全过程综合监管机制适当缩减政府权力清单，避免行政监管的垄断。
